在上周文章〈美國龐大債務危機無處可逃〉中，筆者指出美國已經錯失避過債務危機的機會，未有如2001年那樣為聯邦政府債務問題拆彈，估計直到危機爆發，迫使美國別無選擇，才肯正視赤字及債務問題。拖延處理只會讓問題進一步發酵，增加同時應對多重危機的風險。筆者憂慮美國將陷入這種窘境，除了債務問題，社會、地緣政治及人口危機可能齊齊來襲。
去年秋季筆者撰寫歷史周期系列，分析美國人口統計學權威侯尼爾（Neil Howe）、人類學家圖爾欽（Peter Turchin）、地緣政治學家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辦人達里奧（Ray Dalio）的周期理論，他們觀點迥異卻互不牴觸，4人構想的周期不約而同在未來10年登上高峰，估計屆時美國債務問題將達到極限。
嬰兒潮世代或被削福利
筆者一直推崇侯尼爾的《第四彎》，其新作The Fourth Turning Is Here（暫譯《第四彎在此》）是投資者必讀之作，每次第四彎都以戲劇性的危機作為句號，任何事都可發生，社會基石可能動搖。當前的周期進入第四彎，指向戰後嬰兒潮世代步入黃昏，筆者屬於這一代，有份製造美國債務問題，抱歉未有替下一代打造更順境的未來。
侯尼爾指出，嬰兒潮世代注重價值觀，將左右這波周期的高峰期。他解釋危機使下一代背負新的重擔，嬰兒潮世代自視為道德權威，將選擇為社區犧牲自己，支持加稅，甚至願意削減本身最受影響的福利。讓他們易接受又能榨取巨額稅收就是徵收遺產稅，並且針對其消費及資產抽取重稅，包括當局收緊稅務合規政策，要求嬰兒潮世代把設在瞞稅天堂的資產繳稅。
此外，侯尼爾預期，公共福利制度將全面改革，享有大量福利的嬰兒潮世代又成開刀目標，包括提高退休年齡，他們享有的福利須納稅或接受資產審查。最重大改變是醫療改革，譬如把目前揮霍且失調的免費醫療服務，改以「人頭」（capitation）計算提供醫療補貼，醫療機構將首次須在固定預算下運作。
不過，筆者認為《第四彎在此》的要點是下一代將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手法可能並非嬰兒潮世代所欲見，出現難以想像的發展。每逢步入第四彎，總會捲入戰爭，此可追溯中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戰亂不息的時代。記得10年前，筆者在意大利曾直接問侯尼爾哪裏將爆發戰爭？當時戰事似乎遙不可及，如今卻感覺到烽火四起。
精英過剩變衝突源頭
Geopolitical Futures創辦人弗里德曼以另一種方式解構美國歷史，部分觀點有別於侯尼爾，也有雷同之處。弗里德曼研究美國自獨立以來的歷史，發現存有兩種循環模式：一是每隔80年一次的制度周期（institutional cycle），以及每50年循環一次的社會經濟周期（socioeconomic cycle），兩者過往從未重疊，但將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後半期同時進入高峰期。
對於制度周期，弗里德曼相信後二戰時代（post-WW2）快將結束。他形容後二戰時代的特點是政府由專家主導，這些專才擁有權威及影響力，這種體制可追溯至美國已故前總統小羅斯福及杜魯門執政時代。他覺得這種制度有優勢，卻未能帶來具凝聚力的領導，但一一將有所改變。
弗里德曼指出，美國後二戰時代的政制模式是私人生活與專家掌舵的聯邦政府密不可分，但政府缺乏監管，管理層未能預視專家管治所帶來的意料之外後果，問題不在於政府的規模，而是政府聲稱擁有的權力。他認為，美國在首個制度周期（即獨立戰爭時代），未有界定聯邦與州政府的關係；在第二個制度周期（即內戰時代），美國奠定以聯邦政府為首的架構，卻未就其權力設置限制；到第三個制度周期（即二戰時代），則制定聯邦政府完全支配州政府。
預期到下一個制度周期，聯邦政府依舊具有最高權威，但弗里德曼相信有必要創立及制度化一個全新以通才（generalists）為主導的專家管治，而且須確保專家之間的政策與管轄範圍行之有效，且互不牴觸。他估計期間將引爆戰爭，並憂慮精英過剩。
另一專家圖爾欽在2016年的著作《終結的時代》，也關注社會精英供過於求。圖爾欽察覺到一直以來，社會往往分裂出精英（elites）與平民（commoners）階層，精英掌權皆因擁有最多財富與學識，又或生於權貴之家。權勢代代相傳，精英的子子孫孫順理成章地享有特權。最終社會的精英過剩，彼此開始互相競爭。失敗者失去本身原本應享有的資格和地位，衝突亦由此而起。
歷史上不斷重演這樣的衝突，絕少和平結束。弗里德曼警告，美國統治階層正面對人類歷史重複數以千次的困境，很多平民已不再支持治國精英，對政府管治階層豎起中指。大量大學畢業生未能晉身精英階層，感到大為沮喪，這種不滿情緒變成反精英的溫床，夢想推翻現存政權。可惜，大部分富豪不願犧牲個人利益來保持現狀，於是從技術角度而言進入了「革命狀態」。統治階層前面只得兩條路：一是被推翻；一是實施連串改革，重新找回社會平衡，逆轉民眾貧困及精英過剩問題。
重新分配財富避免「革命」
在百年之前，美國統治階層精英毅然推行的改革，圖爾欽質疑如今能否再接再厲，並引用十九世紀英國及俄羅斯的例子，當時英國及俄羅斯的精英階層面對政治及財務壓力，雖有別於目前的美國精英階層，仍能維持國家穩定。圖爾欽指出，分別在於英國及俄羅斯往昔的精英深知改變無可避免，願意作出適應，正是甘願犧牲短期利益以換取長期好處。
達里奧則提出「大周期」（Big Cycle）概念，討論世界秩序轉變。他指出，強大且英明的統治階層，推動國家強大。可是，成功往往令人安於逸樂，隨之衍生出債務及資產泡沫，財富主要流向頂流階層，最終造成難以維持的極度貧富不均，國家開始衰敗。每當國家內部矛盾升溫，勢將觸發某種形式的革命或內戰，要求重新分配財富及迫使政府作出巨變，這或許能以和平收場，維持內部現有秩序，但通常都以暴力作結，打破原有的秩序。
借鑑歷史，達里奧以小羅斯福自1933年起推行新政為例，藉實施連串經濟改革，相對和平地重新分配財富。在差不多時期，德國、日本、俄羅斯、西班牙、中國亦發生革命，出現暴力得多的結局。達里奧亦發現，內部問題多多的國家，通常受外部挑戰夾擊，競爭對手乘虛而入；經量化計算，他估計美國的國力仍遠超中國，但優勢不斷喪失。與此同時，中國持續冒起，此消彼長，未來中國可能從後追上。達里奧相信，中國超越美國未必會在短期內實現，有時這種轉變可能需時數十年。
美國經濟面臨「日本化」
筆者最經典的預測之一，是在12年前預計日本將把龐大債務貨幣化，導致日圓大幅貶值至每美元兌200日圓水平。得出此預測，在於美國兩位知名經濟學者羅格夫（Kenneth Rogoff）和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合著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指出政府把負債貨幣化，99%引發貨幣貶值，筆者對此認同，結果「貼中」一半，日本政府最終把龐大債務貨幣化，日圓走勢卻離奇地沒有大幅貶值，這種經濟情況被稱為「日本化」（Japanification）。
美國會否「日本化」？美國算是最易擺脫危機的國家，雖然面對政治及社會壓力，卻仍是產能驚人的富裕國家，有錢能解決諸多問題。日本成為「這次不同」的例子，不少人相信美國也將步日本後塵，美元未必崩盤，未來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但看來仍是富裕國家。然而，筆者對此抱懷疑態度，認為美國與日本的情況大為不同。首先，聯儲局加息使債務問題變得棘手，而且侯尼爾、圖爾欽、弗里德曼及達里奧的周期理論同時指向美國將步上第四彎的高峰，相信債市未必再願意為美國債務問題埋單。
更糟糕的是，大部分西方國家同樣面對債務問題，歐洲可能較美國更早墮進債務危機，未來債務問題可能成為不同危機的火藥引。目前全球政治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溫，債務問題的火花，足以變成燎原大火。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並與擁有6人分析員團隊的Mauldin Economics，一同把John Mauldin對宏觀經濟的幾十年分析經驗結合各大行的投資建議，為投資者精挑細選出投資機遇，並在網站https://www.mauldineconomics.com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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