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彎時刻倏然至嬰兒潮世代退場

筆者上一回介紹了美國人口統計學權威侯尼爾（Neil Howe）新作The Fourth Turning Is Here（暫譯《第四彎在此》）的理論。當下第四彎已經到來，不再是侯尼爾與已故作家斯特勞斯（William Strauss）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第四彎：美國預言》時所形容數十年後的危機。每個彎的期間一般為20至25年，而我們正處於一個世紀以來最動盪和暴力的第四彎下半場。

通過與讀者的對話，得知他們對社會以至軍事衝突深感憂慮，同時美國以至全球的極端黨派鬥爭似乎都指向這樣的危機。從歷史經驗而言，危機過後將迎來此際難以想像的進步與社會凝聚力，但到達如此美好時刻之前，大家必須忍受引發危機的麻煩。

上回描述了推動社會周期循環背後的4個世代交替原型（archetype），如今正處於第四彎先知（Prophet）世代，也就是嬰兒潮一代正開始退下來。這一代建立了今日的環境，而且很大程度決定餘下的走向如何。侯尼爾的新作詳盡分析他們的最終行為，筆者將略作敍述。

收入不均削消費需求

了解嬰兒潮世代（Baby Boom Generation），首先要予其定義。不同的定義存在數年偏差，但粗略而言，嬰兒潮一代是指生於二戰結束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世代。

筆者和侯尼爾都屬於嬰兒潮世代，但侯尼爾對嬰兒潮世代再作劃分。他指出，前期的嬰兒潮世代與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相似，會更小心地跟隨法規、更努力地學習、就學時間更長，並較早結婚，而後期的嬰兒潮世代，年輕時經歷了六十年代的社會與家庭變遷，他們面對更多挑戰、較少完成大學學業，以及較晚結婚。

有趣的是，這個差異影響到經濟結果。前期嬰兒潮世代在約1973年前開展事業，一般較在隨後的通脹及衰退時期開展事業者生活更富裕。

儘管如此，整個嬰兒潮世代有其共通點，侯尼爾在新作中指出，這世代有3個共同個性特點，首先是個人主義，指的是不真正需要體制、婚姻和家庭，甚至不需要任何人，這直接引發了六十年代的文化變革，以及之後針對稅制、規管和「大政府」的經濟及政治運動。

類似情況在之前的第四彎也曾發生，正如侯尼爾對後美國內戰時期的論述：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從內戰認識到規模、效率與規劃的重要性，並成功將之應用在全國生活上，集結民眾組成合作社團和經濟「機器」，成為推動社會和經濟進步的力量；公民領袖開始投資於大型水利設施和橋樑，工業家則投資工廠和配送網絡，全國性的農民和工人工會成立。個人主義在當時似乎一去不返，但其實會作為周期的一部分回歸。

嬰兒潮世代的第二個個性特點是對風險的追求，不論是健康、婚姻和財富方面。其中一個反映是，七十年代發生的電單車意外，死者多數不到30歲；到本世紀頭10年，電單車死者大部分年過50歲。同樣態度亦表現在財政方面，儘管大部分嬰兒潮世代一般收入較高，但踏入退休年齡時積蓄並不多。65歲或以上的嬰兒潮世代中，只有36%有10萬美元或以上的儲蓄，近24%更是分毫儲蓄也沒有。

嬰兒潮世代的第三個個性特點與價值觀有關，他們喜歡把世界簡單地劃分成對與錯、好與壞，又創造「反叛文化」批判他們的父母，到他們踏入為人父母的年紀，相互間發動了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文化戰爭」，試圖以價值觀而非物質成就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並希望後代跟從。

據侯尼爾的觀察，這種態度導致嬰兒潮世代更能容忍收入與財富不均，但諷刺地，他們同時掌握最多的財富和權力，因此理所當然地引發社會矛盾。

凡此種種，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國當前的債務問題。這裏，容筆者先引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Michael Pettis近日在《金融時報》發表的評論文章，他指出，美國政府背負的龐大債務，是嬰兒潮世代領導下出現收入不均的結構性後果，關鍵問題在於收入不均令消費需求下降。

據Pettis分析，收入不均是債務的主要推動因素，因為富裕階層儲起較大部分收入，遠多於工人及其他中產階級，相對用於消費的比重小得多，隨着收入不均加劇，自然令整體消費下降，並推高儲蓄。若儲蓄增加能促使美國企業提高投資，對經濟是好事，減少的消費會被較高的投資抵消，短期而言整體需求維持不變，長期則因投資會令增長加速，整體需求將上升。

美國人再無更好選擇

不過，儲蓄增加必定會引來更多投資嗎？這是供應學派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的核心概念，數十年前確實如此，當時商業投資主要受制於稀缺的儲蓄和高昂的資金成本，但如今這種情況不再，現時商業投資主要受疲弱的需求影響。商業投資不再與富裕階層的儲蓄同步上升，這也製造出經濟問題：當消費下降沒有被較高的投資抵消時，整體需求就會減少，企業將縮減生產和裁員來應對。

這是非常負面的結果，而且加劇第四彎的緊張情勢。眼前只有3個方法避免這局面發生。第一個方法是鼓勵家庭借貸，令可用於消費的金額抵消富裕階層將收入儲起不作商業投資的部分，讓消費力得以延續並維持就業水平，而這主要透過貨幣政策來推動。

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增加借貸並用於取代家庭消費減少造成的需求流失，這將推高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但可扭轉富裕人士儲起大部分收入的影響。不過，正如筆者多次警告，此舉會令全球大規模債務重組即「大重置」（The Great Reset）危機加劇。

第三個方法是維持貿易盈餘，保持生產並將本地家庭無法負擔的商品出口至其他地方。但這選項放在美國不可行，因為其他國家正大力賺取美元。

正如筆者經常提及，美國人已走到沒有更好選擇的境地，只能如喪屍一樣蹣跚前行，任由債務和社會壓力變得更加嚴峻。

回歸侯尼爾的理論，每一次的第四彎都以戲劇性危機告終，所有被視為社會基礎的事物都將受到威脅，部分更可能無法繼續存在；專注於價值觀的嬰兒潮世代將決定結果，而個人主義的Me Generation（唯我世代）將尋求在歷史上留下印記。

如何做到？侯尼爾指出，由於危機對年輕一代造成新的負擔，嬰兒潮世代會選擇為社區利益而犧牲自我及其他較年長美國人的利益，以維護他們的道德權威。這若在原生家庭發生並不罕見，現時大部分嬰兒潮世代已為子女和孫輩提供慷慨支持，有時甚至超出其負擔能力。但若在社區層面發生，包括支持對他們造成最大衝擊的稅制和社福改變，則較令人意外。不過，道理是一樣的，年輕一代將得到較原本多的資源，嬰兒潮一代則退下。

筆者插口一提，嬰兒潮世代已主張開徵消費稅一段長時間。筆者個人認為開徵消費稅結合降低入息稅，將大大改善現行體制。

醫療不改革債務問題難解

接下來，侯尼爾預期，公共福利也會出現重大改革。對此，大部分嬰兒潮世代也會作出重大讓步，退休年齡押後，福利可能被稅項抵消，更重要的是，醫療保障也面臨激烈改變，可能由現時揮霍無度的多用多付模式，改為簡單的定額撥款模式。這樣的話，醫生和醫院將首次在固定預算下執行工作。

筆者認為，上述最後一部分改革帶來的傷害很大，但畢竟醫療保健負擔關係巨大債務，不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無法解決債務問題。

嬰兒潮世代會接受這想法似乎難以想像，這亦令筆者回想到2020年發生的事情。當時新冠疫情擴散，國家領袖開始談論關閉商店和實施限制措施，得州副州長帕特里克（Dan Patrick）提出，他和其他祖父母輩寧願健康蒙受風險，也不想傷害國家經濟。1950年出生的帕特里克是老一輩嬰兒潮世代之一，筆者不知道他這番話有多認真，這或可體現侯尼爾所說嬰兒潮世代在下次危機中將更廣泛地抱持自我犧牲精神。

不過，即使這真的發生，侯尼爾也不敢肯定最終能否打救其他人，抑或令所有人一同沉淪。無論如何，侯尼爾指出，現代社會的形成確實需要周期性衝突來破舊立新。隨着新體制創立，那些知道如何有效及合理地管理舊體制的世代，以及那些接受管理的世代都會消失。新的價值與想法湧現時，新興世代會圍繞這些價值和想法組成不同派系，直至某個時刻，一個或更多新派系將竭力推翻舊體制，並以更新和更強大的體制取而代之。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並與擁有6人分析員團隊的Mauldin Economics，一同把John Mauldin對宏觀經濟的幾十年分析經驗結合各大行的投資建議，為投資者精挑細選出投資機遇，並在網站https://www.mauldineconomics.com刊出。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內容由《信報》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