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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

黎麟祥 解牛集

日本經濟沉痾 中國學到什麼?

日本經濟增長率低迷超過25年了。追溯歷史,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率仍逾5%。可惜在1990年左右,日本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破滅,銀行業面對大量不良貸款,造成許多困難,導致1997至1998年日本金融危機。2005年日本銀行業重新站起來,不幸的是,日本經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再次遭到打擊。直至現在,日本經濟增長仍然徘徊不前。

我在以前的文章也解釋過,日本經濟增速長期放緩原因之一,是其不斷萎縮的勞動力,但也有其他的因素。而且,除了經濟增長率停滯,日本經濟還有生產力增長緩慢、長期通貨收縮和政府債務高企等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哪裏?本文試圖提供一些答案,同時思考一下中國可以從中學到什麼。

日本商界和學界對於經濟增長速度停滯不前, 目前有兩派意見,一是認為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不足;另一認為是總供應(aggregate supply)不足而導致。需求派歸咎經濟停滯是總需求不足,消費不振,使得廠商對前景悲觀,結果,廠商減少投資,甚至進行裁員,對消費不振構成惡性循環。需求派認為,通貨收縮顯示總需求不足,因為若總供應不足,後果會導致通脹,而不是通縮。

生產力增長率下降成因

供應派則認為,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是由總供應不足造成,並將之歸咎生產力(productivity)增長緩慢所致。生產力增長率下降,成因包括:

1.企業的科研創新投放減少。基於經濟前景欠佳,企業對未來的經濟發展估計不夠樂觀,這樣一來,便沒有投資的意欲,遑論增加研究和開發(R &D)的資源投入。

2.產業組織或者說是企業運作模式出現改變。對日本來說,支撐其經濟發展的不僅有大企業,也有中小企。大財團企業領頭,帶領中小企聯合進行生產,這種企業運作模式,一直是日本的產業組織形態,這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像日立、三菱、住友等大企業,都由一些在它們集團裏面名不經傳的中小企生產零部件。它們互相依賴共存,關係穩定;而且這些公司的員工大部分都受終身僱用,大財團之間不會互相挖角。

大企業對新產品開發投入巨額的R&D,中小企承接大企業的訂單,並且也會承擔開發面向未來幾年後新產品的零部件。許多日公司陸續搬往國外生產,零件供應商雖然也不少一同搬過去,但由於已經不在日本,它們和大公司間的關係弱化。因而產業組織開始改變,舊有的關係開始瓦解。大企業和中小企聯合生產的關係遭受到削弱和破壞,如是者一環扣一環,使得日本的R&D發展減速下來,結果削弱了生產力增長率。

大企與中小企關係弱化

3.資源配置不符合經濟效益。勞動力市場是最明顯例子,日本勞動力市場的特色是終身僱傭制和年功序列制度;不過,這制度已經過時。為了改善勞動力生產率,當局以至商界都有改變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度的意圖,但這個日本特有的僱用制度根深柢固,是結構性改革一個大難關。

依我看來,日本經濟困難的根本原因是總需求不足,和過多儲蓄(即過少消費)。所以我可以說是需求派,但我認為總供應不足也是因素之一。其實日本的情況是總供應不足導致總需求不足;相反,總需求不足也導致總供應不足。這兩種效應互為因果。譬如說,企業減少研究和開發(R&D)的資源投入,意味着總供應減速;同時,也代表減少投資,導致總需求下降;而總需求不足,企業對未來的經濟前景不樂觀,減低R&D的投資的意欲,導致總供應增長減慢。

安倍三支箭難命中目標

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於2012年底上台後,推行所謂「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包括一是寬鬆的貨幣政策;二為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三是包括落實《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放鬆管制和促進創新等一攬子增長戰略和結構性改革。第一和二支箭針對總需求不足,第三支箭針對總供應不足;但三支箭都不容易射中目標。

本來解決經濟總需求不足的標準方法,是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然而,如今日本利率已低至零,甚至負利率水平,未見刺激成效,通脹率欲升乏力,反而受到通縮陰霾所籠罩。日本政府目前的債務總額佔GDP比率已達到250%水準,因而令進行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受到極大的限制。

解決總供應不足的一個重點是改革勞動力市場,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效率,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不過,這也是遇到不少困難。

可以看到,通過需求刺激來重新點燃經濟的增長動力,實在處於一個矛盾局面。射出「第三支箭」進行結構改革,並藉此提升日本的生產力,卻又阻力重重,當中最大的阻力來自勞動力市場。

終身僱用制根深柢固

上文提到,日本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加上人口老化和經濟不景,為了改善勞動生產率,把戰後長期實行的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度加以改變。事實上,這制度是大企業的慣常用人制度,那些受聘員工猶如捧「鐵飯腕」,從好的角度看,是制度起到穩定性,使員工對企業忠心,此制度更曾對日本經濟成長發揮重要作用;壞處卻是使得社會體系和人力資源體系缺乏彈性。

然而,日本除了有終身僱用制,還有按時、日、周或月作計酬的「非常規僱員」,這些「非常規僱員」往往是剛畢業缺乏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又或已婚婦女,每當經濟不景,僱主首先會裁減這類僱員;當經濟稍好,便以「加班加薪」的形式,來增加勞動力去進行企業生產。

另日本法例規定,若然僱用一名員工超過5年, 便要改為「長僱」,因而有部分企業僱主,當「非常規僱員」工作近5年,便不再聘用。

戰後大企業的管理層,如今仍然有不少人受惠於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度,不願意降低他們的待遇,令這個缺乏彈性的人力資源體制不易廢除。即使政府決心立法改變,但要不改變終身僱員的待遇,又能提高非常規僱員的待遇,錢從哪裏來?這令安倍政府進行結構性改革舉步維艱。

結構性改革談何容易

可以看到,日本政府通過刺激總體需求的經濟政策,在財政政策上,因政府總債務額佔GDP比率高達250%,財政投入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缺乏財政資金投入刺激,總需求靠大企業的投資,卻因前景不明,令大企業不敢妄動,反映政府所陷入的發展「兩難局面」不容易衝破。

政府銳意提升勞動力市場的效率,但受制度限制,令供應派擬藉勞動力市場改革,以提升日本的生產率遇上很大的阻力。在刺激總需求方面,安倍經濟學的第一和第二支箭,即以寬鬆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刺激,從目前的經濟形勢判斷,也遇上不少困難。中短期而言,日本經濟前景,難令人樂觀。

從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建立一個持久有效的經濟體制非常重要。當一個經濟體制建立後,社會接受了就很難改變。日本的經濟體制是傳統體制的一方,與自由市場、經濟效率的另一方的妥協的結果。由於日本過分重視傳統體制,所以調整經濟方面有點僵硬,經過25年,還不能扭轉停滯不前的局面。

相較之下,美國經歷了一個八十年一遇的大衰退,卻在不到十年之內恢復到今天接近正常的經濟狀況,甚至成為當前全球經濟的唯一主要亮點。哪一個體制更靈活和成熟,不是很明顯嗎?所以,當中國要建立一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必須注意建立一個以市場為主導、法治、理性、靈活、有效率的經濟體制,要從傳統的體制中脫胎出來,這可能是從日本經驗中可以學到的最大教訓。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經濟系教授

前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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