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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日

何則文 EJ GLOBAL plus 信觀點

東盟為發達國家作「嫁衣裳」

隨着先進國家高齡少子化成為常態,人口負增長危機漸顯,各國紛紛推出吸引外國人才的方案。東亞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本,過去被認為排外的日本,在去年推出日本綠卡方案,大幅度放寬永久居留權條件,以吸引白領菁英。同時今年4月也會有新制度上路,開放8個國家的勞工進入日本護士、建築等勞動市場,規劃要在5年招募34萬人。

無獨有偶,台灣也面臨類似人口減少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而出台了《新經濟移民法案》,仿照日本要吸引海外各階層人才進入台灣。早在2017年,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日本全國有127萬外國勞動者,而台灣外國勞工也突破了70萬大關,兩者的來源多來自鄰近東南亞國家。這些數字隨着更加積極招募外國勞動者的法案出爐而更加快速增長。目前台日兩地的外國工作者中以東南亞最多,這樣的現象突顯了國際人才移動的供需情況。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統計,在東南亞國家中,菲律賓、新加坡、越南三國,有將近10%受過高等教育的公民移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寮國與柬埔寨更高達15%。即使這些東南亞國家近年經濟增長表現卓越,仍擋不住人才外流的趨勢。其中以輸出大量家庭傭工的印尼於2017年出台法案,欲逐年逐步禁止家庭傭工赴海外,卻因為牽涉到600萬印尼海外勞工與周邊國家的需求,而被迫喊停。

白領菁英外流 窒礙本國發展

2018年初,一名菲律賓傭工在科威特遭殺害,引發菲律賓舉國嘩然。總統杜特爾特立刻下令禁止輸出勞工至科威特,同時由官方出面協助在科威特的菲勞返國,並且向國際社會宣告,若有其他國家對菲籍勞工有不人道待遇,都會中止輸出菲律賓勞工。

然而,相較於印尼,雖然海外菲律賓勞工遇到許多困境,菲律賓政府似乎沒有透過措施緩和基層勞力外移。據菲律賓統計局資料,有超過200萬的菲律賓勞工在國外工作,對於這些滙回大筆款項協助國家經濟發展的「外流人口」,菲律賓政府稱其為「新國家英雄」(New National Heros and Heroines)。

擁有總計超過900萬海外工作者的東盟各國,也將移民工的議題擺在東盟各國討論的議程中。去年12月12日雅加達舉辦的東盟安全移民運動 (ASEAN Safe Migration Campaign)中,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副秘書長宮帕(Kung Phoak)就呼籲東盟各國合作確保東南亞外國勞工的福祉。

對於東南亞人力外流,東盟各國政府大多分兩個層面看,整體而言,對於藍領勞工的人力外流,東南亞國家更多的是着重海外勞工的安全福祉保障,而不是試圖以政策抑制人力外流。因為這些基層勞工到海外,一定程度上紓緩了國內就業壓力,同時滙回的薪水對該國經濟有所助益。而海外勞工所在工作國也大多要求他們定期返國,不會輕易給予永久移居資格。

另一方面,東盟發展中國家對於白領菁英外流則充滿憂心。杜特爾特在2017年峴港APEC與許多企業CEO會談中指出:「全球化下,菲律賓青年中的菁英前往美國之類的先進國家發展,對菲律賓發展不利。」對此,杜特爾特呼籲東盟各國加速一體化,讓東盟各國的產業互通有無,由東盟內先進者協助落後者。此外,對於高階的科研人才,菲律賓則在2018出台「科學家返國計劃」(Balik Scientist Program),透過補助跟稅賦優惠吸引高端菁英返國。

從這些可以看出,雖然東南亞各國意識到青壯年外流的情況,但以政策紓緩勞動力外流的具體案例仍鮮見。可以預見的是,不久的將來東南亞在各國爭奪人才的戰爭中會成為一個重要戰場,也因此國家發展面臨巨大挑戰。

何則文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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