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貿聯繫沒褪色國際定位勿迷失

香港對外的聯繫一直是發展策略重心所在。無論在英殖民地時期，抑或主權回歸中國後，除外交事務，香港都可以自行處理政府間的商貿協定。在今日「一國兩制」下，基於中港兩地體制不同，若香港失去此政策的自主空間，競爭力勢必蕩然無存，相信北京亦深明此理，故在《基本法》第151條中清楚列明，「特區政府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為香港的發展和前景留下進步的可能性和憧憬。

目前，香港參與逾60個國際組織，涉及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領域，成為包括世貿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成員；今年3月，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理事會通過，批准成為域內成員。可以看到，香港對外聯繫的商貿網絡相當廣泛。

目前，中國正全力推動「一帶一路」，預期亞投行將透過主權及非主權擔保融資等渠道，為「帶路」的基礎建設項目源源提供資金支援。亞投行除了支援帶路基建投資項目外，該行亦為帶路以外新興經濟體的基建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而項目融資方式可透過銀團貸款、企業股本投資及擔保等工具進行。這些金融活動恰恰是香港對外競爭的優勢所在。

從樂觀角度看，本港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可以透過項目貸款、銀團貸款、發行債券和開發基金等融資工具，為亞投行支持的基建項目提供融資。

另一方面，帶路沿線國家的基建投資，預期不少項目會使用人民幣作為融資貨幣，這樣一來，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厚度（Market Thickness）會得以增加，香港作為規模最大的人民幣離岸市場，一旦市場厚度增加，即可以容納和推出更多不同種類的金融產品，並提升市場的流動性，不僅有助人民幣國際化，更為香港擴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提供機遇。

瑞士模式可借鑑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數以萬億元計的基建投資項目，投資金額大，回報期長，因而融資風險相當高，帶路沿線國家在種族、宗教、領土爭端所造成的地緣政治風險，令「一帶一路」在推進過程中，充滿很多不確定性風險因素。最近，美國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蘭（Nadege Rolland）撰寫的《中國的歐亞世紀？──「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和戰略影響》(China's Eurasian Century? -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書，即闢有章節，分析「一帶一路」可能遇到的風險，為質疑帶路倡議能否順利貫徹推行的人提供了論據。

反過來從風險管理角度看，香港具國際視野的人才，也可以有機會為投資項目進行風險評估、商業談判、財務及法律顧問等提供專業服務，如設立「投資風險預警」服務系統，甚至發揮香港法治優勢，設立「投資爭端法律調解中心」之類的機制，把「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具體化。

可以說，香港作為開放的小型經濟體，加強對外聯繫，是持續發展的關鍵。明顯看到，香港回歸中國20年來，只有在對外經貿聯繫上沒有出現顯著退步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香港能夠維持在國際間進行商貿談判的自主性。不過，香港欠缺專門部門處理涉外事務；加上缺乏相關人才，特區政府對於「對外聯繫」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顯然沒有足夠重視。

香港回歸中國後不久，2002年，筆者約訪了中國政府國策智囊──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戰教授，王教授提出香港應學習瑞士的發展模式。他強調，聯合國、奧林匹克等國際組織都把總部設在瑞士，使瑞士充分發揮國際角色的作用。他建議，香港應積極爭取國際組織到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擔當區域平台的角色，只有朝這方向發展，香港才能在「一國兩制」下有別於國內任何的城市。

香港回歸中國20年了，展望未來20年，着眼於對外經貿聯繫所帶來的利益，包括「一帶一路」對本港金融和服務業的刺激，無可否認可以帶來商業利潤的預期或最終得以實現，但未來發展的根本，香港還是需要在發展定位上找出具體方向，不要迷失，避免走上淪為內地其中一個城市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