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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2日

沈旭暉 國際隨緣家書

在台灣大選現場的港人

台灣大選期間,關注的除了台灣人,也包括不少香港人。選舉期間身在台灣的香港各界人士名單極其壯觀,可算是在香港也難得一見的social gathering。究竟有誰在哪裏?

親身碰見而又直接認識的人已有數百,例如台灣官方邀請了數個代表團,包括學者團(馬嶽、李鵬廣、葉健民等)、傳媒團(李怡、劉銳紹、劉瀾昌等)、政黨團(梁家傑、陳婉嫻、單仲楷)等,以及各自的第二梯隊。不少學校安排了老師帶學生訪問,遇到的有港大、浸大與樹仁等。眾多政團亦自行安排活動,例如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院;不少議員以其他身份出現,例如梁美芬。此外,學生領袖與台灣公民社會搞了不少座談,音樂人專門過來支持閃靈樂團;文化人則紛紛在咖啡店聊天,還有司徒夾帶等Youtubers不斷拍片。假如在蔡英文最後的造勢晚會有人高喊廣東話,定必和者甚眾。

與此同時,據說香港的茶餐廳茶客也討論起台灣選舉,反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卻完全帶動不了民間氣氛。在社交媒體,那幾天都是台灣新聞「洗版」,尤其是「周子瑜事件」,更令香港年輕人感同身受。這種心態,已並非早年那種純粹的「體驗民主」或「觀摩選舉」可比,而是變得更為悲涼。如何提醒台灣人避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似乎已成為在台觀選的港人,包括不少親建制中人的最大公因數。然而,若說人人都如此感懷,卻也不盡然。

參與感較真改變更重要

還是在台的外國記者旁觀者清,例如一位好奇地問筆者:你們香港的選舉跟台灣的完全不可比,其實還來幹嘛?台灣選民可以變天,連新加坡選民也可以變天,但香港選民無論怎樣投,技術上也是變不了天的。

我想,是的。來到台灣,其實為的不是參與,而是「參與感」。

民主政治有數項功能,真正通過選票改變是一種,但成熟民主社會的客觀情況,通常是有種種超穩定結構,「真改變」其實極難。但透過投票,能夠產生一種參與感,有時候,這種跟社會形式上的聯繫,較改變本身更為重要。

在香港,立法會存在一個分組點票的「超穩定結構」,特首選舉心知肚明,區議會的職能則十分有限,在行政主導的政體,一國兩制的框架,選舉原來也不過是一種釋放民情的手段。高明的管理策略,往往是在非關鍵地方作出讓步,提高大眾的「參與感」,讓人有「成功爭取」的希望與幻像,社會才能維持基本穩定。台灣雖然也有不少民粹元素,部分選民的質素與香港最偏執的一群不相伯仲,但通過選舉大釋放後,願選服輸,穩定也就得以確立。

參觀過台灣選舉後,有的年輕人興致勃勃,認為香港也要效法台灣,但當他們想深一層,看見那個超穩定結構,不免心灰意冷。不少人認為這是政體的問題,導致香港跟台灣之不可比,是的。

但只要管治得當,即使沒有民主而只有「參與感」,而不是把反對派往死裏打,讓他們連一塊擦膠也爭不到,民情何至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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