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帝國主義

秦是華夏第一個帝國，漢繼之。由春秋戰國至漢初，華夏一直間歇的受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入侵。

漢初，國力尚未恢復，文、景二帝不得不韜光養晦，行朝貢和平的政策，送皇家女子和親。可是，匈奴單于並沒有因此停止侵擾、燒殺擄掠，公元前166年，還打到長安外圍。

漢武帝於公元前141年登基，即三番四次派衞青、霍去病等率領大軍，擊殺數以萬計的匈奴人，歷時二十多年，終於徹底鏟除了北方的外患。班固《漢書》中「明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壯語，盡顯華夏帝國的威風！

武帝幾近將匈奴滅族，既是清除外患，也是雪七十多年朝貢和親之恥，還合乎情理，無可厚非。然而，巴蜀的西南夷並無過犯，武帝仍派兵征伐，便純為擴張版圖，「羈縻」夷狄。

羈的意思是用籠頭束縛馬匹，任人策騎。縻是用繩穿牛鼻，任人牽引。有漢一代，對夷狄都是行「羈縻」之策：以軍事力量羈之，以經濟和文化縻之。

「羈縻」政策背後是認定夷狄為不文明的次等人，跟禽獸相差不遠。班固《漢書》有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

華夏不能跟夷狄締約互不侵犯，因「約之則費賂而見欺」，花了錢財賄賂夷狄卻依然被欺負，也不能征伐，蓋「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只有兩招可以對付夷狄：不歸順帝國聖王，便像對付匈奴那樣殲滅之。肯歸順的話，便開發之、教化之。對西南夷，要彼等「變服」，放棄民族服裝，穿華夏「章服」，漢衣冠；「化俗」，被髮左衽，守漢禮。

天朝心態

最能彰顯此義者，是司馬相如在公元前127年寫的《難蜀父老》，全文可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武帝派唐蒙往巴蜀。唐蒙修築道路開通西南夷地區，動用數萬人，花費巨款。搞了兩年多，仍未竣工，民怨沸騰。朝廷分成兩派，以公孫弘為首的儒生是反對派，數次勸諫武帝，指這是違背了孔子「修文德以來之」的霸道行為。再者，巴蜀是「無用之地」，開發是不必要的花費。武帝不聽，公元前130年，派司馬相如去替代唐蒙。相如寫《喻巴蜀檄》，解釋武帝政策，安撫當地民眾。

3年後，巴蜀民眾依然不服，怨聲載道。司馬相如遂寫《難蜀父老》，一方面向武帝交代，他盡力安撫，駁斥巴蜀父老和朝廷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向巴蜀父老「曉喻聖意」，並合理化「羈縻」之策，跟滿清雍正著《大義覺迷錄》，如出一轍。公元六世紀梁武帝之子蕭統編撰的《昭明文選》，檄文類只有5篇文章，司馬相如這兩篇大作均入選，不單因為文筆好，更因為文章有「義理」，詳述了華夏歷代的天朝心態。

非常之人

《難蜀父老》的主要論點有三。首先，司馬相如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武帝當然是「非常之人」，開發巴蜀一如大禹治水，雖令當時百姓辛勞困苦，但可成就「非常之功」，一旦功成，「天下晏如」，並裨益萬代子孫。百姓反對，是眼光淺窄，不理解「聖意」而已。

其次，巴蜀已歸朝廷管治，法理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武帝是天子賢君，開發巴蜀，將文明帶給「化外之民」。當時的巴蜀「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且「尊卑失序」、「邪行橫作」，聖上怎能坐視不理呢？天子討伐匈奴，不是已經顯示聖上要「拯民於沉溺」，「博恩廣施」，「垂仁義之統」，百姓怎麼不相信聖上用心良苦呢？

其三：天子如此急於開發西南夷，是為了擴大疆土，以便仁德遠播四方，「遐邇(遠近)一體，中外提福」，天下長治久安，我朝走向輝煌盛世。目前的困難，聖上早有「先苦後甜」的心理準備：「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如此偉大事業，百姓豈可隨意抨擊呢？

司馬相如的論述，有史學家稱之為「文明帝國主義」，是否似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