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
秦是華夏第一個帝國,漢繼之。由春秋戰國至漢初,華夏一直間歇的受北方遊牧民族匈奴入侵。
漢初,國力尚未恢復,文、景二帝不得不韜光養晦,行朝貢和平的政策,送皇家女子和親。可是,匈奴單于並沒有因此停止侵擾、燒殺擄掠,公元前166年,還打到長安外圍。
漢武帝於公元前141年登基,即三番四次派衞青、霍去病等率領大軍,擊殺數以萬計的匈奴人,歷時二十多年,終於徹底鏟除了北方的外患。班固《漢書》中「明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壯語,盡顯華夏帝國的威風!
武帝幾近將匈奴滅族,既是清除外患,也是雪七十多年朝貢和親之恥,還合乎情理,無可厚非。然而,巴蜀的西南夷並無過犯,武帝仍派兵征伐,便純為擴張版圖,「羈縻」夷狄。
羈的意思是用籠頭束縛馬匹,任人策騎。縻是用繩穿牛鼻,任人牽引。有漢一代,對夷狄都是行「羈縻」之策:以軍事力量羈之,以經濟和文化縻之。
「羈縻」政策背後是認定夷狄為不文明的次等人,跟禽獸相差不遠。班固《漢書》有云:「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
華夏不能跟夷狄締約互不侵犯,因「約之則費賂而見欺」,花了錢財賄賂夷狄卻依然被欺負,也不能征伐,蓋「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只有兩招可以對付夷狄:不歸順帝國聖王,便像對付匈奴那樣殲滅之。肯歸順的話,便開發之、教化之。對西南夷,要彼等「變服」,放棄民族服裝,穿華夏「章服」,漢衣冠;「化俗」,被髮左衽,守漢禮。
天朝心態
最能彰顯此義者,是司馬相如在公元前127年寫的《難蜀父老》,全文可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武帝派唐蒙往巴蜀。唐蒙修築道路開通西南夷地區,動用數萬人,花費巨款。搞了兩年多,仍未竣工,民怨沸騰。朝廷分成兩派,以公孫弘為首的儒生是反對派,數次勸諫武帝,指這是違背了孔子「修文德以來之」的霸道行為。再者,巴蜀是「無用之地」,開發是不必要的花費。武帝不聽,公元前130年,派司馬相如去替代唐蒙。相如寫《喻巴蜀檄》,解釋武帝政策,安撫當地民眾。
3年後,巴蜀民眾依然不服,怨聲載道。司馬相如遂寫《難蜀父老》,一方面向武帝交代,他盡力安撫,駁斥巴蜀父老和朝廷的反對派。另一方面,向巴蜀父老「曉喻聖意」,並合理化「羈縻」之策,跟滿清雍正著《大義覺迷錄》,如出一轍。公元六世紀梁武帝之子蕭統編撰的《昭明文選》,檄文類只有5篇文章,司馬相如這兩篇大作均入選,不單因為文筆好,更因為文章有「義理」,詳述了華夏歷代的天朝心態。
非常之人
《難蜀父老》的主要論點有三。首先,司馬相如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武帝當然是「非常之人」,開發巴蜀一如大禹治水,雖令當時百姓辛勞困苦,但可成就「非常之功」,一旦功成,「天下晏如」,並裨益萬代子孫。百姓反對,是眼光淺窄,不理解「聖意」而已。
其次,巴蜀已歸朝廷管治,法理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武帝是天子賢君,開發巴蜀,將文明帶給「化外之民」。當時的巴蜀「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且「尊卑失序」、「邪行橫作」,聖上怎能坐視不理呢?天子討伐匈奴,不是已經顯示聖上要「拯民於沉溺」,「博恩廣施」,「垂仁義之統」,百姓怎麼不相信聖上用心良苦呢?
其三:天子如此急於開發西南夷,是為了擴大疆土,以便仁德遠播四方,「遐邇(遠近)一體,中外提福」,天下長治久安,我朝走向輝煌盛世。目前的困難,聖上早有「先苦後甜」的心理準備:「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如此偉大事業,百姓豈可隨意抨擊呢?
司馬相如的論述,有史學家稱之為「文明帝國主義」,是否似曾相識?
撰文 : 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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