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批評司馬相如

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太史公解釋司馬相如的用心：武帝不聽群臣勸諫，派司馬相如出使巴蜀。相如面對當地父老的反對和民怨，又不敢忤逆聖意，「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自)己詰難之……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武帝是否真心為夷狄謀幸福，將文明帶到巴蜀？還是窮兵黷武的性格使然？抑或為了滿足他建立龐大帝國，名垂千古的野心？

食君之祿，為君合理化其政策，是臣子「份內事」。司馬相如寫《喻巴蜀檄》，無可厚非，後世沒有責難他。寫《難蜀父老》呢，卻是他本人的意願，並非武帝的意旨。《孟子．告子下》有云：「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意思是，為了自保而替君主做惡事，只是小罪。為了逢迎君主而助紂為虐（包括出謀獻策）去做惡事，則是大罪。《難蜀父老》算是「長君之惡」還是「逢君之惡」呢？

蘇東坡如此說：「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蘇軾集》）。後世有人為司馬相如辯護，認為這是「勸百諷一」之作。表面上勸告巴蜀父老不要反對開通西南夷，其實暗裏諷諫武帝好大喜功，因當時武帝在北方打匈奴的戰事尚未結束，同時開通西南夷，乃兩線作戰，勞兵傷財！不旋踵，武帝迫於無奈，放棄西南夷，先全力殲滅匈奴。到公元前122年才再用兵西南夷，花了13年，終將西南夷收入漢版圖。

東坡當然反對「勸百諷一」的說法。他有言：「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後世的譭譽，都只針對司馬相如的操守，卻沒有論及《難蜀父老》的「文明帝國主義」主張。不抨擊，即是贊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