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極鄧建明大叫救命喚醒自己

經典廣告話，一隻出奇蛋可以滿足3個願望，那麼，一套只有15分鐘的微電影，又能否同時滿足3個願望呢？答案是可以，而且還有錦上添花的「彩蛋」。

本地搖滾樂隊太極成員鄧建明（Joey）藉拍攝微電影，不僅人生首次擔正男主角，也滿足了「救命恩人」黃柏高（Paco）的搖滾夢，更是相隔14年後再出廣東新歌，以饗樂迷。

「沒有新歌的音樂人，就像沉睡了一樣，《救命》喚醒了內在的那個我。」雖然每星期都亮相ViuTV節目Chill Club，可是他談起久違了的新歌，依然眉飛色舞，雙眼燃燒着兩團火。

生於1963年的Joey，6歲開始接觸音樂，「小時候沒什麼玩具，聽收音機是唯一娛樂，自細飲外國音樂奶水長大。」小學時，他已經完整地背到Paul McCartney的Band on the Run歌詞，「記得在堂家姐面前唱出來，她叫我唔好念口簧，要努力讀書考試。」

中學就讀中文中學，他自認讀書成績麻麻，中五會考僅得3科及格，最高分是英語會話，「數學考到H，但英文oral卻有C，哈哈……我肯定是自小浸淫在英文歌的環境，所以發音一直幾好，而且當年老師經常叫我起身朗誦英文，除了英文老師，最錫我的就是音樂老師！」

堅持買日本結他

舊日香江，band友會被標籤為「飛仔」，鄧父曾經大力反對兒子玩音樂，Joey笑言：「幸好，媽媽支持我，還瞞住老豆買了人生第一支木結他給我，並收埋在床下底，以免被老豆發現，哈哈！」頓一頓，他再說：「原本內地製的只需50元，但我企硬要去通利琴行買Yamaha，盛惠100元，沒有媽媽，我便不會開始音樂路。」

回首往事，鄧建明說「夾band還夾band，做歌手還做歌手，就像七孔流血還七孔流血，死還死」，他何出此言？「那年代玩band只是興趣，無人想過可以當職業，包括Beyond，有時我們會同Beyond一齊jam歌，但從沒談過要出道、搵食，更別說幻想自己成為天王巨星。」

玩音樂的人未必會發明星夢，在當年的客觀環境之下，要做歌星恐怕比今日難千倍。「當年租用錄音室費用高昂，製作一首歌的成本要6萬元，一隻大碟盛惠60萬元，根本不是普通人能負擔得起。」他苦笑道。

「八十年代，租band房每3小時600元，我們白天打工，純粹為了每個周末夾錢玩音樂，根本有出無入。」隨着科技發達，他認為今日的創作歌手比幾十年前幸福得多。「坦白說，如今在屋企也可以創作，之後放上網，不必專程跑去錄音室，成本差天共地……即使當年太極簽了唱片公司，我們也只是一心做好份內事，從沒強求什麼。」

太極樂隊於1984年誕生，當初只有4名成員，後與Trinity樂隊合併，變成7位成員，推出過多首膾炙人口的金曲如《紅色跑車》、《迷途》、《留住我吧》、《樂與悲》、《一切為何》、Crystal等，並在2016年獲得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授予金針獎，地位達殿堂級。

滄海桑田，最後一位加入太極的Joey見證樂壇近40年的起落變遷，期間成員之一唐奕聰（Gary）於2021年病逝，他不無感慨：「很多人說樂壇今非昔比，我反而覺得只是樂迷口味改變了，即使最低迷時候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差，不同的是，當年香港歌手能夠紅遍亞洲，今日競爭更加激烈，難以歷史重演。」

14年才有新歌

說回創作層面，他認為現今樂壇百花齊放，更勝從前，「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們主要翻唱其他國家的作品，後來有一股聲音支持本地創作，奈何創作人才出現斷層，再加上其他國家尤其是南韓傾全國之力發展娛樂產業，一作比較自然輸蝕。」

他強調有心玩音樂的人，不應該以做明星為目標，「娛樂圈是講際遇的地方，音樂人不是一份職業，你喜歡就堅持去做，別人覺得你行自然會簽你，或者你可以靠社交媒體分享音樂為生……唯一能說的是，你想做出色的音樂人，不是死練結他、死練打鼓就夠，而是需要了解一首歌的結構，否則最多只能成為優秀結他手或鼓手。」

作為太極近年最活躍的成員，Joey相隔足足14年，再次推出新歌，原來始於「金牌經理人」Paco一個念頭。

「大約半年前，有日突然收到Paco電話，他說有一個『發燒夢』想圓，因為他是classic rock的愛好者，所以想再創作一首歌圓夢，我自小就聽搖滾長大，入血入肉，和他一拍即合。」

兩人淵源甚深，他形容Paco為「救命恩人」，「第一次是人生首度做主音的《一切為何》，成功了；第二次是當年與大紅人何婉盈合唱《愛上你是我一生的錯》，也成功了；第三次是今次出新歌，畢竟，對一個創作人來說，沒有新歌推出，如沉睡了一樣，如今喚醒了我，所以今年目標是以創作為主。」

「救命」也是一部微電影的命題，鄧建明首當男主角，演爛賭父親角色，更親身演出動作場面，想不到一擊即中，榮膺微電影「創+作」支援計劃（音樂篇）專業組最佳男主角金獎，這正是「出奇蛋」意想不到的彩蛋。他上台領獎前不久，外父與世長辭，致詞時特別講到「感謝他畀個老婆管住我」。

「說真的，完全估不到是我得獎，但前一晚，老婆說看了電影後，覺得我是在演自己，不是指爛賭，而是那種說話的語氣和神態。」他笑言由電影到歌曲都像度身訂造，也許是獲獎原因，不過他重申，私底下絕不嗜賭，「初出道時曾在賭城連輸5鋪21點，輸掉整個騷的收入，經歷那次慘痛教訓，以後都不敢再賭！」

《救命》重現經典搖滾風格，音樂一起，以鼓聲引入強勁結他solo，歌詞道出草根階層心聲：「救命/做嘢做到驚/如奴隸獸做到就冇命/比老闆插魂精/救命/月尾就賤命/銀行話要清卡數/慘過大病/好廢/又冇錢消費/求奇食廢物晾住個胃/先夠供個床位/好廢/做到爆咗肺/人窮就快黐總掣/黐咗咁滯」

「曲是黃一峰作，詞是火火填，事關半年前疫情未見曙光，本地生意欠佳，不少人也怕被炒魷，歌詞算是回應當時的社會現狀。」鄧建明不諱言，疫情期間或多或少也有危機感，「我自認是個幸運兒，因為Chill Club有份固定收入，轉眼做了3年，不時會思考如疫情持續而節目暫停，我又能找到什麼工呢？而且，當時兒子仍在澳洲讀書，自己也感同身受。」

贏歌唱比賽可遲到

驀然回首，他入行前也曾打過工，「第一次打工經驗是售賣電腦硬件，其實我不認識那是什麼，結果3個月也賣不出一件，後來在銀行做了兩年初級文員，第二年開始兼顧太極的工作。」他在銀行內的歌唱比賽獲獎，當年上司如今成為三十多年的朋友，「因為贏到比賽，所以有藉口遲些少返工，哈哈，後來上司建議我喜歡音樂的話，不如出去闖一闖。」

他記得最初簽約華聲唱片，有份底薪，加上以結他手身份參與其他製作，如李克勤的《紅日》，慢慢在樂壇站穩陣腳，父親亦由反對變支持，「爸爸是比較古板的人，最記得當年《每一句說話》得到商台頒發的『我最喜愛本地創作』獎後，士多老闆告訴我，爸爸一邊看直播、一邊飲孖蒸，指着熒幕說那是他的兒子，由那時我知道他開始認同我。」

撰文：潘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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