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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1日

張綺霞 訪談錄

胡安米羅基金會總館長 導賞西班牙藝術大師代表作

西班牙藝術大師胡安米羅(Joan Miró)的作品簡潔直接、充滿童趣和創意,風格多變。1893年出生的他歷經情緒病和戰亂創傷,依然創作出充滿希望和幽默感的作品,到1983年離世前還在實驗,影響後來無數藝術家。他在1975年成立巴塞隆拿胡安米羅基金會,建立美術館存放和展示創作,最近基金會借出部分藏品在港展出。

胡安米羅基金會總館長馬爾科丹尼爾(Marko Daniel)研究米羅多年,大讚他是個慷慨而擁有赤子之心的藝術家,熱愛自己的土地,關心每個生命,這種性格反映在作品上。「米羅作品的在地感、創作上的謙卑,讓不同背景的觀眾都有所共鳴。」

米羅以童真詩意的作品知名,研究他的 Marko同樣充滿童心,臉上常掛着大大的笑容。他專程來港出席「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米羅的詩想日常」(即日至6月28日,香港藝術館)開幕禮,說起米羅的作品滔滔不絕。Marko的博士論文主題為西班牙內戰時期的文化產物,米羅作品是其中之一。

他其後加入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一次他策劃大型的米羅展覽,得以長駐米羅基金會翻查資料,那邊舒適的環境及龐大的文獻庫,如同研究者的天堂,得知他們招聘新館長,馬上應徵,任職至今已5年。

研究愈多,他愈喜愛米羅。「他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將西方藝術從根源徹底改變,同代的每一個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他也是藝術生涯很長的藝術家,接近80年,從少年就開始繪畫,一直畫到去世,堅持做新的藝術實驗,從未停留於某一種風格。他長期保持開放的心,不斷創造體驗現實的新方法,我每次觀看他的作品都得到很多啟發。」

與鬼才高迪同源

米羅出生於加泰羅尼亞首府巴塞隆拿,家境不錯,父親一直期待他從商,他卻一心畫畫,從7歲開始學習,14歲進入藝術學院,途中因為商業工作引發情緒病,自此父母放手讓他追求理想。他為了養病在加泰羅尼亞郊區住了一段時間,自此更熱愛自然和農村文化。

說起加泰羅尼亞藝術,大家都會想起鬼才建築師高迪(Antoni Gaudi),Marko解釋:「高迪和米羅同源,都是從仔細地觀察大自然取得靈感。」

米羅最初模仿加泰羅尼亞畫家風格,很快就向外尋求突破,研究中世紀的仿羅馬式美術風,以及巴黎流行的印象派、色彩對比強烈的野獸派、構圖破格的立體派都仔細研究,並融合各種風格,畫出當地農耕生活及自然之美。

1918年米羅在巴塞隆拿舉辦了第一個個展,負評不絕,一幅作品也賣不出。心灰意冷下,他決定去歐洲的藝術中心巴黎闖蕩。到達不久,他就進入了當地最核心的文藝圈,和不少藝術家及詩人成為知交,當中有撰寫超現實主義宣言的André Breton,雖然米羅曾參與超現實主義首個展覽,更被Breton讚譽「作品展示了超現實主義方向,是超現實主義前的超現實」,可是他沒有簽署過任何宣言,沒有正式參與這場運動。Marko指出:「米羅很抗拒參與其他人建立的流派,雖然他對超現實主義有重要影響,卻只想創造專屬自己的藝術。」

進行極簡化探索

米羅不久後就超越超現實主義風格,轉向符號和詩意的實驗。「不再受自然主義約束,物件不斷簡化成符號。」起初這些抽象符號都有根據,如今次展覽將1933年畫作《繪畫》的構思草圖與最後的完成圖並列,讓觀眾看到畫作演變過程。「一個形狀其實是多種事物的簡化和融合。」Marko指着兩幅畫說。

米羅喜歡從報紙廣告剪下廚具、杯子、輪椅等圖案,不規則地拼貼在畫面上,成為草圖,再創作成畫,每件事物有不同程度的超現實轉化,「刀片變成了一張臉,漂浮的盤子簡化成一個個圈或色塊。既有寫實基礎,也是意義開放而模糊的符號。」

米羅的畫作一直在探索:究竟事物可簡化到哪個程度,同時不失其表意能力?一張臉簡化成交叉線和兩點,或是一條線和一點的側面,成為後來常用符號。「他一直在玩這種遊戲,讓觀眾的想像去填補沒有畫出的東西。」

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緊隨其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西班牙進入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這些動蕩都為米羅帶來創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還是孩子,西班牙是中立國,影響不大,但內戰爆發後,他的生活完全改變,被迫帶着家人流亡到巴黎,既擔憂仍在西班牙的親友,自己也是難民身份,貧窮捱餓,「境況和今天世界很多人非常相似,都是被迫離開故土,流離失所。」

 

在困頓中,他常在夜裏仰望星空,宇宙無窮,相比之下地球的一切悲劇如此渺小,他重新找到希望,自此,星星、月亮、太陽、天空、土地成為其作品最常出現的元素。

在米羅的畫作中亦經常出現梯子,是他逃離現實的途徑,也是回歸土地的象徵。Marko指出,戰時不少朋友和藝術商人向米羅伸出援手,勸他帶家人移居紐約,尋求更好發展,也較安全,可是全被他拒絕。「他說,我要靠近我的家。他一直有這種『在地』的渴望,無論心還是靈魂都在加泰羅尼亞,他只想回去真正有歸屬感的地方。」

受中國藝術啟發

二戰後期,他移居回當時相對太平的西班牙,創作風格愈來愈貼近土地,「例如將日常用品拼合成藝術」。許多旁人眼中的垃圾或日常物件,他都會儲起來,將其拼合倒模,製作成銅雕。如1967年創作的《女人和鳥》,把塗成紅色的石頭放在一頂兒童軍帽上,下面是剪了兩個洞的麵包盒,像是人臉,身體則是一把尋常的板凳,組合幽默惹笑。

對米羅來說,繪畫不能停留在製造視覺幻象模式,應該表達更豐富的內涵。他更從中國藝術領悟到,繪畫和詩密不可分,啟發他將畫作變成符號、線條和色塊的拼湊,表達更廣闊的情思。1968年創作的《詩歌(三)》就是其中一例,Marko形容為「視覺的詩」。隨後米羅放棄具象,投身更抽象的物料實驗,例如1974年直接把顏色投潑於畫布的《煙火》,呈現原始奔放力量,貫徹「反繪畫」的主張。

米羅畫作中經常出現不同意象,卻沒有解釋其主從關係,因為在他看來,一切意象都是平等和同等重要的。「無論是男人、女人、生物、死物,都可組合起來,並存於同一畫面。」正如他不常用昂貴的顏料,一切物料如紙皮、繩子皆可成畫,沒有高下之分。Marko大讚,米羅總是以赤子之心平等看待世間萬物。「這跟他對禪宗的理解有關,接受眼前的事物就是這個模樣,不加好或壞的價值判斷。」

除了藝術中實現平等自由,米羅亦曾為多個文化和政治活動做設計宣傳,例如在西班牙內戰時,他為共和軍設計《拯救西班牙》郵票,讓其可籌集資金對抗法西斯主義,在佛朗哥獨裁統治後期,他亦設計了大量捍衞民主自由、保護加泰羅尼亞語言及文化的作品,此外,他曾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權運動,也試過替國際特赦組織設計海報。米羅說過:「我認為藝術家是當他人沉默時為人民發聲,他有義務確保他的說話不會白費,能服務眾人。」這句話正能為他的信念作結。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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