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4日

天峯醫生 醫者之言

任性的共存

世界衞生組織（WHO）新冠疫情技術負責人范克爾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於8月26日在世衞的Twitter賬戶直播互動中提到：「今年已有100萬人因新冠而身故，這不能叫做與新冠共存。每星期仍有1.5萬人因新冠而死亡，這不能叫做負責任地與新冠共存。」她還說：「我們很多人已經對數字麻木了。」

面對疫情爆發的第三年中仍然有這麼高的死亡數字，這位世衞新冠負責人呼籲世界各地應該更加負責任地面對現實，努力控制疫情散播，每個人都有責任為疫情防控作出貢獻。

約3年前當疫情最先在中國爆發的時候，莫說是疫苗，連檢測工具也未有，內地用了最原始的公共衞生措施，包括在不同省市實行不同程度的封鎖內外交通和人群管制措施、興建臨時專病醫院、抽組醫護人員執行醫療救治任務等，用了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向世界展現了疫情其實是可控的「奇蹟」。

然而，最諷刺的是，那些曾經隔岸觀火、口口聲聲「中國病毒」的國家地區，不但之後其本地疫情爆發得更加厲害，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數領先全球，更可能有份直接或間接助長之後陸續出現的變種病毒。

更有趣的是，這些國家卻偏偏又是控制了世界大部分話語權的地方，更掌握了大部分世界的醫療資源和科技。於是乎，這些原本「失職」的國家仍然維持其「先進」和「領導」的角色。她們的抗疫政策自然好像「永遠是對的」，醫療衞生其實也逃不出受世界政治影響的現實。

自我實現預言

更現實的是，即使中國內地做到「清零」，由於其他國家爆發更大規模的感染，增加了病毒變種的機會，結果出現了幾代的變種病毒，感染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更一代比一代高。當Omicron成為主流病毒株，我們更難不承認新冠病毒不會消失的現實。

「病毒不會消失」在某程度上可算是一種「自我實現預言」。當你認為「病毒不會消失」，便會覺得過多的公共衞生措施是不切實際，所以不願落實太多的相關措施，而正正由於公共衞生措施得不到落實，病毒便得以不斷傳播、變種，結果應驗了「病毒不會消失」的信念。

於是縱然中國向世人展示了「清零」的可能，但主導的國家仍然為這個世界實現了「病毒不會消失」的預言。

既然「病毒不會消失」，我們自然不得不「與病毒共存」。「與病毒共存」之所以成為世界抗疫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人性和政治考量。

要「清零」，自然要付出不少勞力和代價，更要很大的毅力和耐性。就好像要考第一就要不斷努力讀書，但如果相信自己無論如何都考不上第一的話，那麼就不用太過努力，也自然不用太內疚，結果當然就真的考不上第一。所以大部分人寧願相信「清零」只是「奇蹟」，早些選擇「與病毒共存」，早些免卻抗疫之苦，這也許就是人性。

要堅持「清零」，經濟難免受到影響，有人說過「中新冠未必死，但手停口停就一定餓死。」對政府而言，要民眾長時間接受抗疫壓力，不但處理民意具相當挑戰性，國家經濟也面臨風險，這可能就是先進國家寧可選擇「與病毒共存」的政治考量。

要實現「與病毒共存」，自然不得不淡化確診數字甚至死亡數字。不要忘記，不少國家地區在實踐「與病毒共存」的時候，其實差不多都付出過沉重人命和健康的代價。如今無論是她們的政府或她們的人民也有意無意地對一系列傳統抗疫的數字麻木，包括確診數字、死亡數字以至對其醫療系統構成的壓力等。由彭博在2021年6月發表的「抗疫排行榜」以「正常化」來定義在全球疫情時代的最好和最壞地區中就可見一斑。然而「正常化」所能依靠的，仍然是群體的免疫保護，無論是由接種疫苗還是由染病而來。當然，事實證明，由疫苗帶來的免疫保護要比由染病而來的成本低得多。

香港也沉痛地經歷了第五波，之後的7、8月疫情相對較緩慢的上升幅度，似乎反映了第五波後疫苗加上染病所帶來某程度上免疫保護的效果，但這不代表香港就可以追隨其他國家般的「與病毒共存」，除非我們也想對確診數字、死亡數字和醫療系統負擔變得麻木。

其實人人有責

綜觀每天的例行記者會，記者朋友們仍然會追問重症、死亡病人是否跟新冠有關，又會擔心公營醫院的人手和病床是否足夠、會否影響其他非新冠病人的服務等等，足見公眾仍然很憂慮新冠陰霾下的各種影響。

但同時間，不少評論又會質疑，既然其他國家及地區已經相繼鬆綁，為何香港依然要強制要求打不齊兩劑疫苗的市民，一旦中招的話需要隔離14日。許多家長透過傳媒投訴其年幼子女確診後，即使很快康復，仍不獲提早放「疫監」，指摘政府其實是「懲罰」沒有打針的學童和家長。更有關注兒童權利的團體認為，將「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下調至5歲的措施，可能剝奪兒童進入公共場所以至身心健康發展的權利。

當然，某程度上這些質疑是反映了當下大眾的某些想法。只是，大家未必在意的是，沒有足夠疫苗接種率的「與病毒共存」，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共存？

要降低新冠病毒帶來的醫療壓力，又要減少防疫措施對民眾生活的影響，還要顧及回復經濟活動發展的需要，答案只有一個，就是要提高疫苗接種率。

不幸地香港最需要保護的群組，即長者、長期病患和兒童，疫苗接種率仍然偏低。只是無論政府、醫管局以至很多專家都說過接種疫苗會大大降低重病和死亡率，市民包括傳媒仍然喜歡聚焦在極少數注射疫苗出現嚴重併發症的個別個案。

若果說希望兒童快去打針是剝奪兒童進入公共場所和健康發展的權利，就等於說要求兒童騎單車時帶頭盔是剝奪兒童騎單車的權利、要求兒童游水要有大人陪同就是剝奪兒童游水的權利一樣。試問在沒有安全保障下的權利，會是真正的權利嗎？

每天例行記者會的目的，原先是希望透過透明的資訊，令市民對政府有信心，願意聽取跟從政府的防疫措施。但疫情發展至今，可能已無必要再逐一報告不同類型的個案，太多細節的描述已經不會再增加大眾對新冠的認知。

反而應該着意令大眾和傳媒明白：要安全地通關和生活只得一個方法，就是要接種疫苗，尤其是長者、長期病患者和兒童；香港的兩款疫苗都是安全、可靠、能夠大大降低重症及死亡率。只有提高疫苗接種率，才能增加香港抗疫的「底氣」，所有資訊均應該環繞着這個核心訊息而不斷重複解說。

當今世代，單靠政府、醫管局或專業人士發布疫苗資訊可能已經不再足夠。正如上文范克爾克霍夫所言，每個人都有責任為控制疫情作出貢獻，若果大眾包括傳媒愈多幫忙解說疫苗的正確訊息，香港就愈能提高高危群組的接種率，那我們便愈能加快走出新冠的陰霾。

還有，不論是動態清零也好，精準抗疫也好，也需要有「退場機制」，我們終歸還得要在各自繼續日常生活的情況下讓疫情結束。抗疫措施應以重點保護未有免疫屏障的一群為策略基礎，不是要剝奪他們的權利，而是要更能保障他們的安全。要更有效地運用資源，達致更精準的抗疫效果，同時令大部分有免疫屏障的人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例如在醫院，如果能夠慢慢將沒有免疫屏障的病人集中，有免疫保護的病人便可以跟以前的普通病人一樣，這樣或可有望紓緩對非新冠醫療服務的影響，對醫護人員的壓力也會大大減少，但大前提仍然是需要有足夠的疫苗接種率。

要什麼樣的「共存」，還得看我們每一個人。打疫苗，其實是人人有責的事。

撰文 : 天峯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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