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5日
錢穆論1835至1935年這百年清末民初的人物有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五位,但這百年是「時代的力量始終壓在人物的上面」。「道假眾緣,復須時熟」(高僧傳語),這百年一方面是「緣不湊、時不熟」,另一方面是人物們,「種因無力,不夠條件」,一代大師要如「暮鼓晨鐘,發揚大道」,曾國藩雄直崛強,欠了恬澹閑適,半生戎馬,做學問時間不夠長,只活到62歲;所以影響力只是家書教訓家人子弟,不及大眾。
難以傳承下去
張之洞和康有為都是儼然以聖賢大師自命,但又汲汲惶惶,奔走政治之途。張之洞的書目居然有二千餘種,只是目錄,令人門徑不得,嘆而卻步。1898年,戊戌政變,康有為的學術生命,與其政治生命同時而盡。陳澧、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的學術生命,都是二傳到弟子而止,時代過去,潮流退了,也就沒有傳承了,是「時代人物」,而不是「傳統人物」。
北宋的學術,經歷一百年、三四代的人物由胡瑗、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而到張載、程顥、程頤,成為一種有力經久的學風。晚明則由王梨洲、顧亭林、王船山諸遺老,在其下半生於枯槁寂寞中打熬,得享高壽,經三四十年的掩抑深藏,成就出不朽的成績。而晚清後的人物,只有康有為、梁啟超,慧光一現。戊戌政變,康有為41歲,梁啟超25歲,政治生命完畢,講學亦再無深造,太熱心政治故也。康有為後半生是荒廢了,錢穆評他在學術修養上並沒有一種「篤厚堅實的基礎,淵深卓絕的造詣」,自然不能領導後起之輩走上一條遠大的路程。梁啟超只活了57歲,到50歲寫出《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是梁啟超晚年成熟的見解,列出書籍有一百六十餘種,比張之洞的二千多種少得多,文章中說:「我認定史部書為國學中最主要部分。」人們如何可以不「讀史」,今日視之,經學文學的社會效益已微,梁啟超的書目仍可再簡,亦足以認識了解中國文化的大義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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