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0日
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廿多年後,他的表弟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創立了優生學,主張人種有優劣之分,將種族主義裝扮成科學。他認為智力可以測量,並成立實驗室,統計了1.7萬多人的反應速度。
高爾頓相信:反應速度關乎聰明。愈聰明,反應愈快。這個看法古已有之。三國時代,楊修、孔融都以反應快、聰明過人著稱。曹植七步成詩,名傳千古。高爾頓圖以數據「證明」這個道理。他認為,腦筋轉數快表示智力(Intelligence)高。反之,腦筋轉數慢,即是愚笨。在現今的數碼時代,手眼協調慢、反應慢、腦筋轉數慢,難以適應IT科技,更加吃虧。
容易出現認知偏差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出版《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其主張剛剛相反。他指出:人類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1是快思,靠的是直覺或英文所謂gut feeling,及情緒反應。系統2是慢想,用理性作邏輯思考,推敲各方論點,查證事實和數據才下定論。康納曼提出直覺的快思會墮入「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經常犯錯,比不上慢想有效和準確。高爾頓認為反應快等於聰明,正是其中之一。
瑞典于默奧大學的心理學家米高活地(Michael Woodley),翻查了1880年至2004年14個大型研究,包括高爾頓的數據,發現人類生活和工作的節奏愈來愈急速,人類的反應愈來愈快,平均智商(IQ)卻持續下降,大約比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低了13分。換句話說,新科技愈來愈要人快速反應,人類便愈來愈「愚笨」。是耶非耶?引起不少爭議,至今未有定論。
用康納曼的講法,現代人愈給急速的生活和工作節奏牽着鼻子走,便愈發靠直覺的快思應付,難以避免有「認知偏差」,作出錯誤的推論和結論。例子俯拾即是:社交網站上的帖文和留言,大多數都犯上「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是先有立場,然後找尋符合自己立場的事實,以確認自己的定見。對違背立場的事實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曲解事實去迎合立場。
人類有多少「認知偏差」呢?至今仍未有定論,維基列出180多個。有如此多「認知偏差」,現代人取快思而捨慢想,焉能不經常犯錯?犯了錯誤卻不自知,固執定見,焉能不偏頗、盲從甚至民粹?數碼科技只會助長快思,能理性地慢想的人愈來愈少,人類前途堪虞。
有沒有方法去除人的「認知偏差」?對此,康納曼是相當悲觀的。他舉例:將筷子放進一杯水裏,明知筷子是直的,但眼睛看到筷子卻是曲的。同樣,快思源自本能,是千萬年來生物進化累積而成,頂多減少「認知偏差」,要去除,談何容易?
有學者反對他的看法。心理學家加利奇連(Gary Klein)提出:本能來自經驗,網球員要在毫秒之間決定:打出什麼樣的球,怎樣反擊對手的來球,靠的是本能的快思,這快思來自平日不斷訓練。警察、消防員、軍人等皆是如此。既然他們可以通過訓練培養出正確的快思,為什麼一般人不可以?他在《直覺的力量》(The Power of Intuition)一書中提出的方法,已為美軍採用。
從來不看食評書評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尼斯拔(Richard E. Nisbett)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的,他問學生:不少職業棒球的擊球手在季初可以平均打出0.45的擊球率,但從沒有任何擊球手可以整季打出同樣的擊球率,為什麼?約50%受訪學生憑直覺提出的理由如:擊球手比賽愈多愈疲倦、投手看穿擊球手的弱點等。另一半受訪學生答對了:統計學上的大數定律(the law of large numbers)。然而,當尼斯拔向修讀過統計學的學生問同樣的問題時,70%學生答對了。他的結論是:教育可以訓練人多用系統2的慢想去思考問題,甚至習慣成為本能的快思。
尼斯拔在密歇根大學訓練學生多年,成績斐然。他著有《聰明思考的工具》(Mindware: Tools for Smart Thinking)一書,教導讀者「去偏差化」(de-biasing)的技巧。他並在網上開設免費課程,學生聽8個講課後做測試,看看成績如何。他自己身體力行。為了避免犯上「基本比率謬誤」(base-rate fallacy),他從不看食評、書評或影評,只信任朋友的推薦。
撰文 : 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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