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思不及慢想

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廿多年後，他的表弟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創立了優生學，主張人種有優劣之分，將種族主義裝扮成科學。他認為智力可以測量，並成立實驗室，統計了1.7萬多人的反應速度。

高爾頓相信：反應速度關乎聰明。愈聰明，反應愈快。這個看法古已有之。三國時代，楊修、孔融都以反應快、聰明過人著稱。曹植七步成詩，名傳千古。高爾頓圖以數據「證明」這個道理。他認為，腦筋轉數快表示智力（Intelligence）高。反之，腦筋轉數慢，即是愚笨。在現今的數碼時代，手眼協調慢、反應慢、腦筋轉數慢，難以適應IT科技，更加吃虧。

容易出現認知偏差

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者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出版《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其主張剛剛相反。他指出：人類有兩個思考系統，系統1是快思，靠的是直覺或英文所謂gut feeling，及情緒反應。系統2是慢想，用理性作邏輯思考，推敲各方論點，查證事實和數據才下定論。康納曼提出直覺的快思會墮入「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經常犯錯，比不上慢想有效和準確。高爾頓認為反應快等於聰明，正是其中之一。

瑞典于默奧大學的心理學家米高活地（Michael Woodley），翻查了1880年至2004年14個大型研究，包括高爾頓的數據，發現人類生活和工作的節奏愈來愈急速，人類的反應愈來愈快，平均智商（IQ）卻持續下降，大約比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低了13分。換句話說，新科技愈來愈要人快速反應，人類便愈來愈「愚笨」。是耶非耶？引起不少爭議，至今未有定論。

用康納曼的講法，現代人愈給急速的生活和工作節奏牽着鼻子走，便愈發靠直覺的快思應付，難以避免有「認知偏差」，作出錯誤的推論和結論。例子俯拾即是：社交網站上的帖文和留言，大多數都犯上「確認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是先有立場，然後找尋符合自己立場的事實，以確認自己的定見。對違背立場的事實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曲解事實去迎合立場。

人類有多少「認知偏差」呢？至今仍未有定論，維基列出180多個。有如此多「認知偏差」，現代人取快思而捨慢想，焉能不經常犯錯？犯了錯誤卻不自知，固執定見，焉能不偏頗、盲從甚至民粹？數碼科技只會助長快思，能理性地慢想的人愈來愈少，人類前途堪虞。

有沒有方法去除人的「認知偏差」？對此，康納曼是相當悲觀的。他舉例：將筷子放進一杯水裏，明知筷子是直的，但眼睛看到筷子卻是曲的。同樣，快思源自本能，是千萬年來生物進化累積而成，頂多減少「認知偏差」，要去除，談何容易？

有學者反對他的看法。心理學家加利奇連（Gary Klein）提出：本能來自經驗，網球員要在毫秒之間決定：打出什麼樣的球，怎樣反擊對手的來球，靠的是本能的快思，這快思來自平日不斷訓練。警察、消防員、軍人等皆是如此。既然他們可以通過訓練培養出正確的快思，為什麼一般人不可以？他在《直覺的力量》（The Power of Intuition）一書中提出的方法，已為美軍採用。

從來不看食評書評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尼斯拔（Richard E. Nisbett）其中一個實驗是這樣的，他問學生：不少職業棒球的擊球手在季初可以平均打出0.45的擊球率，但從沒有任何擊球手可以整季打出同樣的擊球率，為什麼？約50%受訪學生憑直覺提出的理由如：擊球手比賽愈多愈疲倦、投手看穿擊球手的弱點等。另一半受訪學生答對了：統計學上的大數定律（the law of large numbers）。然而，當尼斯拔向修讀過統計學的學生問同樣的問題時，70%學生答對了。他的結論是：教育可以訓練人多用系統2的慢想去思考問題，甚至習慣成為本能的快思。

尼斯拔在密歇根大學訓練學生多年，成績斐然。他著有《聰明思考的工具》（Mindware: Tools for Smart Thinking）一書，教導讀者「去偏差化」（de-biasing）的技巧。他並在網上開設免費課程，學生聽8個講課後做測試，看看成績如何。他自己身體力行。為了避免犯上「基本比率謬誤」（base-rate fallacy），他從不看食評、書評或影評，只信任朋友的推薦。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