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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日

文潔華 生命通識

翻譯中的性別

8月以還,仍在消化「世界哲學大會」的論文,其中一篇要數茱迪芙.芭特勒(Judith Butler)的〈翻譯中的性別:超越單語主義〉一文。

芭特勒演說的時候,我坐在第一行正中位置,全場觀賞她談吐的自信與風采,也鄭重細聽她的見解。是次她為「西蒙.迪.波娃」講座的第一位講者;此講座在其後的「世界哲學大會」中持續,相信跟性別與哲學的課題不無關係。講座的內容,沒有離開芭特勒向來的主張,只是她對波娃的批評,道來時避重就輕。畢竟這是以波娃命名的講座。

這話怎說:芭特勒首先指出性別(Gender)這英語,進口自美國,其應用有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只是在單語主義的英語世界裏,將其中有關性別的意涵視為「常態」。她補充波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成的」名句,指出其中性與性別的區分,乃是以性別被理解成性的生物學事實,於特定時空裏所呈現的文化或社會意義。

換言之,如果單單以性的生物意義或結構來理解,並不足以說明女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從事什麼工作,甚或應或不應該愛上誰人。芭特勒把波娃的意思閱讀為一種存在性的處境,只是把性的生物學也認定為是在身處的處境中被組織起來的。她否定一切的決定論或目的論的思考,也否定所謂「理所當然」。

另一個「處境」是性總是被語言所佔據,並且被建立起意義的普遍性來。於此意義下,芭特勒選擇把性稱之為性別,強調其中的建構及創造成分,特別在單言主義的英語世界裏。她指出在十九世紀於英美及澳洲出現的性別範疇或概念,原相對於所身處的社會情境而產生特殊的意義,卻因帝國主義文化而被推廣到其他的語境中。以她的話來說,即把性看作概念,而非特定的語言學用法。近年,這問題的可見性,便發生在性別一詞的應用,於非英語語境中因文化及處境的差異而引起了政治騷動。這些騷動,發生於人如何生存於自己的性身體,性別選擇甚至在意義世界裏所承受的指摘及壓力。

追本溯源,芭特勒指出性別一詞於美國十九世紀中期冒起,源於性學家有志於規範化身體。她舉其時研究雌雄身體之間的嬰孩,特別是John Money的研究,如何致力於糾正這些身體,使它們符合當時的性別規範或「正軌化」。這些近乎殘酷的管理,旨在將社會預期的性別角色建基於生物性上。如此可見性別在英語世界中混合了關於宗教、社會和政治的焦慮與恐懼,亦可見當載有特殊語境意義的「性別」用法,灌輸於非英語場域時所產生的陌生感。

此等性別概念或「性別本體論」,直接碰觸了性別的「不可翻譯性」。芭特勒精闢地說,事實是正如德理達所說的,語言不單是讓人棲息的,它有自己從生活中汲收的生命和進程,且同時又在抵抗他語。存在於某種語言中的東西,不可能被完全及絕對地被翻譯為一種語言。性別的意涵,便不能從其原生的英語世界中,普遍化地被翻譯或應用於其他的語言及生活社會裏。

註:隔周二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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