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7日
Jo Farrell於倫敦成長,在香港居住11了年,她也在三藩市住過。現時她是全職攝影師,開辦攝影工作坊,她也在私校做過英語教師。
她認為香港的優勢是「安全」。
「我在三藩市街頭試過被人用槍指嚇綁架,我把手袋拋到老遠,令他們去追逐手袋,我就趁機逃走!但他們驅車,想把我拉入車內,剛好有人在樓上見到,大喝一聲,他們才放棄;在倫敦,我也試過被兩個迎面而來的賊人打臉,然後搶走我的手袋!」
在香港,她沒有遇過搶劫,卻遇到#MeToo事件,「壞蛋」也不是華人。
「7年前,我在一間機構工作,其中一個已婚洋人高層經常到處性騷擾女同事。有次他抓我的臀部。我警告他不要這樣做,但他還是這副死性!第三次再發生之時,我就問其他女同事有沒有遇過相同經歷,原來有20個女同事(全公司有50個女同事)試過,最誇張是他抓女同事的胸部。於是,我就向大老細報告,但老細沒有認真對待此事。後來,我辭職了。」
為何沒有一個人報警?「這是很難分界的,究竟他在調情還是性騷擾。」她說她不是擔心丟飯碗,但她想其他女同事也許有這個顧忌。
假若有個陌生男人在街上摸她的臀部,她肯定會報警吧?「對……」她緩慢地道。她怕惹麻煩?「是,這會令我很麻煩,就算了。」
「他後來也沒有在這機構工作,但他不是因為這原因而被炒魷。」她仍有點忿忿不平地道。
撰文:譚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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