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5日
近年港人精神健康和成癮問題日益嚴重,對個人生活質素以至社會生產力皆構成重大影響。推動以人為本的「復元模式」,以取代成本高昂的「住院模式」作為介入治療,長遠而言無疑更具成本效益及更切合病人需要。借鑑英美兩地應對精神健康問題的經驗,在香港推動復元模式又有哪些挑戰和優勢?
復元運動誕生於西方社會,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由外國康復者發起和倡議,目的是要扭轉由醫療主導、單純依靠藥物消滅病徵的治療模式。復元提倡以病者的能耐為本,在和剩餘病徵共存的同時,重拾個人尊嚴和社會身份,從而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世界衞生組織發布的精神衞生綜合行動計劃(Comprehensive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更進一步將公民和權利等概念納入「復元」的範疇,強調社會有義務讓受精神病患困擾的人無障礙地投入工作及種種社會活動,且過程中不會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由此可見,促進復元已不單是行有餘力的慈善事業,而是每一個人也應當參與和推動的充權運動!
復元不等同復康
然而知易行難,即使是英美等有深厚平權運動基礎的西方國家,在推行復元模式時仍面對不少掣肘。如在美國,投入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便遠遠比不上其他針對身體疾病的醫療服務,尤其是一些社區和門診服務更經常面對資金不足的難題,以致每3名精神病人當中只有一人能得到服務。加上近年美國槍擊案頻生,某些媒體和政客企圖轉移民眾視線,將責任歸咎於精神病而非寬鬆的槍管條例,製造輿論,加強對病者實施強制治療,令復元運動面對着重大挑戰。
英國的情況亦不遑多讓。少數族裔在恐襲的陰霾下受盡白眼,負面的求助經驗令他們進一步被邊緣化,即使受到精神問題困擾亦未必願意主動求助。職場上,僱主對精神病的偏見依然,據統計受精神問題困擾人士的就業率只有一成,即使有幸覓得賴以為生的一職,英國每年也有30萬患有長期精神病患的人失去工作,比率遠較其他有身體殘疾的人高。事實上,有近半在職的英國人表示由於精神健康欠佳,未能如常生活和工作。
香港的情況又如何呢?醫管局表示,近年接受精神健康服務的兒童及青少年個案大增,由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的18900人,飆升至上年度的32000人,升幅幾達七成,而非緊急個案新症輪候時間中位數為69周,即超過一年。服務支援不足,對照顧者的關顧亦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一些家屬自助組織和短期計劃經常陷入資金不足和人手變動的窘局,結果服務只能做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言有目標地長遠發展。加上社區和工作間仍存在不少歧視和標籤,多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至今仍因居民反對而難覓永久會址,可見公眾教育之不足和落後。
然而我們毋須妄自菲薄,畢竟復元模式在香港已推行近10年,雖然一直由專業服務提供者主導,過程中仍發掘出不少自身優勢,值得有志者進一步研究發展。
制度內互補長短
首先,香港的復元模式強調共建而非對立,以近年發展的復元學院及朋輩支援服務為例,服務和課程皆由康復者和專業人士共同建立和提供,好讓彼此能在制度內互補長短,助人自助。此外,華人社區文化較西方社會強調鄰里支援,近年社區中大大小小的義工組織更是多不勝數,如能加強教育和有效連結,要織起一張持久柔韌的精神健康安全網絕非癡人說夢。
最後,從去年中發表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所見,政府已明白跨專業協作的需要。報告表示,「在社區推廣精神健康,首要策略是促進持份者的參與……包括相關的政府決策局和部門、區議會、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非政府機構、病人組織、醫療服務提供者及學術機構的參與和探討合作方案,以期善用各界的專才、經驗及網絡,發揮協同效應。」問題是人多手腳亂,要避免各師各法,當中需要新的思維、政策和崗位去協調和聯繫,這點當局不能不察。
如近日不幸離開我們的新生精神康復會行政總裁游秀慧太平紳士所言,精神健康是所有人的事。大家的討論不應只是聚焦在精神病人身上,而是要促進整體社會對所有病患者、殘疾人士以至不同弱勢社群的接納,共同倡議和建立一個更包容和更多元化的生活環境,讓每位有不同心理、社交和身體特色的人也能平等地參與和改變社會。
如此一來,要活得健康快樂,便不再是遠在天邊的奢談。
精神健康服務和政策牽涉的範疇既深而廣,需要眾多專業和社區的持份者一起參與研究和論述。有見及此,香港大學將於1月11至12日舉辦《復元4.0:服務與倡議》國際學術會議的先導活動(詳情見http://www.socsc.hku.hk/rsp4/),內容包括最新復元理論的闡述、研究及服務發展,歡迎大眾報名參加。
撰文: 謝樹基教授_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精神健康及社會政策小組召集人、
劉頡偉_註冊社工、袁穎忻博士 臨床心理學家、
鍾家輝醫生_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臨床副教授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訂戶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