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9日

劉炳章 泛舟論章

推進愛國教育 首要深化認知

近月，培僑中學學生撰信予國家主席習近平，滙報參與愛國主義活動的成果，獲得習主席回信嘉許，體現出國家對香港青年的重視，同時肯定了在港推行愛國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同時，信中的關鍵詞包括「擔當」和「使命」，揭示對香港青年的期望。

筆者構思本文時，正值成都大學生運動會舉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運動員在國家舞台上屢獲佳績，體現了體育文化對文化聯動的正面作用。對於文化、運動、藝術方面的「軟實力」交流，彼此欣賞共鳴是屬於情感紐帶層面，這無疑是建立身份認同的催化劑。「軟實力」的推動效益不好評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樂在其中也就足矣；反之，對於國民教育中的理性內涵，我們則應投入更多的重視和績效評估。「愛國」的意涵在今日，不只是純粹的情感紐帶，也有理性的基礎，說白了就是工具價值和功利性，這與香港的社會發展歷程有關。現在為提高香港青年人的國家認同，我們應當善用這種「理性基礎」的作用，廣納群眾進入「愛國者」的隊列，才是務實的做法。

港人對國家的認同存在相當的複雜性，有學者將其歸納為「雙重性」與「功利性」。所謂的「雙重性」即港人對於政治意義、文化意義上的「中國」抱有不同的認同程度，依筆者之見，當中更有認知差異；所謂「功利性」，即港人受工具理性思維的影響，會從愛國的好處思考是否愛國、應否愛國。這是普遍輿論中可見存在的客觀現實，對於管治者而言，固然希望所有國民都是真心地愛國，但也知道現實往往不如人意，我們應該尊重客觀現實，再善用現實條件，努力把劣勢轉化為可用的優勢，此方為積極務實。

2022年中，香港研究協會對市民的身份認同進行調查，約64%受訪者表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認同者中只有不足一成屬於18至29歲的年輕人組別，這無疑有所警惕。青年人對國家發展大局和香港的未來皆有「使命」與「擔當」，亟需重視愛國教育。

今天輿論語境中的「青年人」多指在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的年輕人，他們在回歸前後開始接受教育、成長，部分人在2012年反國教風波時期步入成年階段，及後更有部分人是佔中、旺暴及黑暴的主力軍。這或是回歸後失了國民教育先機以致的後果。結合歷史教訓及套用前述學者的研究框架，也不難得出一些假設：青年在「功利性」層面上沒有認識到國家與香港的共同利益，錯判了「不愛國」行為帶來的利害影響；在「雙重性」層面上，對文化層面上的中國認同感不足，被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攤分，同時對政治、憲政意義上的中國更是認知缺乏、認同缺失。

1999年中央首次釋法，否決港人內地出生子女的居港權，保障香港社會穩定及利益，但卻引起部分港人對中央運用權力的抗拒，他們很多是今日香港青年人的父母輩；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爭議引發了大規模遊行，深層原因是當時港人對中央在港運用權力的法理基礎缺乏正確認知，同時受到媒體、政客鼓動影響，「信任」裂縫愈發擴大。試問對國家的正當權力及香港「一國兩制」的誤解在民眾中廣佈流傳，又豈能期望全面的「人心回歸」？回歸之際，中央對港政策的主要方針是平穩過渡，因此沒有進取地推行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以低調、謹慎的姿態越過這潭深水。這在《基本法》制定時可見一斑，為求順利收回香港，中央在憲制、法律上作出不少讓步與承諾，以最大程度把港人納入「愛國者」隊列之中。

回歸至今也只26個年頭，在這個短時間內，要從平穩過渡，促成良政善治、解決民生難題、達到人心回歸，同時應對外部勢力，實屬難事。筆者不認同對管治班子作過多苛責，但就現時的愛國教育宣傳方面，可說有很大改進空間。

信任是主觀情感，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經提及幾多的政治手段都比不上實際的利益，說明「獲得感」的重要，亦是構成信任感的重要條件。香港社會民生一向積弊甚多，例如，過往被反對派勢力滲透的社福界，便有不少社工透過林林總總的公民社會組織，在基層拉攏人心，利用民怨作為選票資源。反對派的推波助瀾固然久已有之，現時反對派銷聲匿跡，正是能夠集中處理基層民生補革積弊之時。然而，筆者看見很多在社運中情緒激昂的年輕人，與揣着明白裝糊塗的政客不同，他們更多有一種未成熟的世界觀，因輿論媒體的有意為之及一知半解，造成了對國家莫名的仇視與幻想，懷着「一腔熱血」而被利用。但相信只要妥善教導，不難撥亂反正。

2000年，教育局取消中國歷史科作為必修科的地位，其後經歷2001年中學課程改革，及2009年課程改革削減選修科目後，中學教育裏的中國歷史、香港與內地聯繫元素一直消減，這一代的學生正是九十年代前後至回歸前後出生，不止與內地有物理上的阻隔，更有認知上的缺口。在2012年反國教事件中，諸如黃之鋒領導的學民思潮、教協等反對派主導的公民社會力量，偏頗地斷章取義，抹黑國情教材為「洗腦教材」。如果學生們受過嚴格、客觀的歷史教育，反對派的單一資訊灌輸還能如此順利嗎？歸根結柢，是港人多年來沒有認真去了解中國的體制（部分官員對國家認知非常少，甚至不清楚中聯辦在香港的地位、政治局的職能等基本資訊），沒有與國家建立起信任的具體機制，堆積層層隔膜。種種問題，需要耐心應對。

教育是一項長久工作，離不開持久的宣傳。筆者少時看見美國電影中白人牛仔打殺「紅番」，誤以為前者是正義之師，成長後才知道原來是侵略者，被打殺的才是受害者，可見持久宣傳的厲害。謊言講一百遍，也可以成為真理，因此我們更應該持久地強調、灌輸正確的觀念和知識。

國家在成立之初的動亂中，的確有人受到傷害，政府也有犯過錯，但世事總不會是單因單果、非黑即白，一般市民聽慣西方媒體的消息，工作之餘也沒有多餘時間深究，自然就預設立場，默認媒體的資訊正確了。對此，需要補充對國家存在的「正當性」的論述宣傳，尤其對於中國「合法性缺位」的偽命題，應該在初中高等教育中，按教學程度，補充對於國家從「一窮二白」的境況發展為養活14億人民的經濟大國的成就，強調國家建構、法治的重要性和社會運行的法理基礎，目的不外乎是讓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得知社會繁榮穩定的得來不易，至少從「工具理性」上認同國家對香港的重要性。

對於中小學生的國民教育，應該重視的是客觀、深化內容，而非單純地一味追求教材、教學形式、活動的多元。筆者喜見教育局於2018/19學年後落實中國歷史作為初中獨立必修科目，並加強對教師的《憲法》、《基本法》培訓，以及增加一系列的交流團活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對國民教育的合理性宣傳上，只有站在更高的維度，才能對自身的定位更清晰認知，好比人對自身的理解，往往是從今昔對比及他者視角來建立的。對於以往遺留下來的「洗腦」之說，政府及教育機構在推動愛國教育時，應增添更多比較視角，如國民教育在世界範圍的推動現況、成果等「國際事例」。外國學者Ramirez和Boli Bennett研究了1870年至1970年間，憲法中有規定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國家個案從43增加至139個，而強調、宣揚、歌頌國家成就，促進榮譽感的教育活動，在所謂的「民主大國」美國中，也是遍布在生活各層面上；又如筆者過去數周的文章提及，世界各國立法的案例顯示《港區國安法》放在全球也是相當克制與嚴謹的安排。宜做好對於國民教育合理性的輿論工作，反擊對國教妖魔化的言論，正本清源。

教育不限於學校之內，公務員作為治理工作的執行主體，對於國家的認知水平應有提高，否則在現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勢下，怎能予人信心？舉例目前對於公務員團隊中的《基本法》考核僅安排在入職時數十分鐘的MC考核，如同學生時代考試一樣，此類考核的內容都是短期記憶，考完即忘，它的現實意義有多大？特首李家超也曾經提及，我們應該持續地培訓公務員，不能一勞永逸，技術培訓和認知培訓應該貫穿整個職業生涯，維持長遠的專業水平。

筆者建議可參考專業界中的CPD Continu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持續專業發展機制，每年就着國家體制、法律知識對公務員進行系統培訓，隨機抽查公務員學習績效，形式不一定是考試，可以是更有積極意義的公開講座、實地考察、交流活動時數等，從而讓公務員團隊對《基本法》、《國安法》、國家各方面發展等的認知更為全面，更深入理解國安的意涵，為日後更密切的內地—香港交流打下堅實基礎。

再進一步，政府應該積極聯繫香港的專業人士，他們是香港寶貴的人才資源，以留住人才、團結成為愛國力量中具有專業知識技能的一分子。專業人士與工商界不一樣，後者多半功利主義為先，在表面上比較容易接受統戰，但亦可能為更大的利益而離開，畢竟客觀上資本有逐利的天性，難以保證其「真心愛國」。反之，專業人士比較重視理想、理念，自由度大，他們當中有親中的，亦有反華的一批，而共同之處是他們的理念多半建基於現實、理性的學養積累和思辨，故此應該宣揚務實、理性、客觀的愛國觀，連結中華民族本有的桑梓之情，多維度推廣新時代的愛國精神，盡可能連結更多的人成為朋友。

國家改革開放初期，內地市場風險及不穩定因素甚高，仍然能夠有如此多的港澳台僑華商回國投資經營，甚多是基於對國家的情懷。所謂百聞不如一見，「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無論是學生、工商業界、官員及公務員等，都應該前往內地多看、多感受，不論是探親、考察、旅遊等。筆者上月帶同家人及親朋戚友回鄉探親，不少在本港出生的年輕一代都是首次踏足家鄉，對親情、鄉情、國情都有一番心得體會，得着頗豐。只有親身踏足內地，「情理」與「實踐」結合，才能有最切身的體驗，全面深化對國家的認知和感情。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下一篇：	必須恩恤安置大坑西重建戶
上一篇：	一手樓市典型事實：近8年數據分析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