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8日

李道

誰人發明「軟對抗」?

所謂發明，指事情的從無到有；標題中的發明，乃針對「軟對抗」之稱謂而言，過去從沒人談，今日才突出現。事實上，所謂「軟對抗」在港從來存在，由針對內地自由行旅客的踢篋，到各方各面歧視內地人或新移民，可謂罄竹難書，不過之前僅以「兩地矛盾」形容。

問題是，在「軟對抗」一詞發明後，相關事件開始頻密發生，單計最近已有禁書下架、取消捐贈、空服歧視等風波。相關現象火速升溫，究竟只是原本常見之事突然不等閒了，並不代表兩地矛盾或軟對抗增加，抑或是在官方高調打擊的背景下，軟對抗非但不見止息反倒大增？

差異難免 避免昇華矛盾

嚴格而言，「兩地矛盾」其實不等同「軟對抗」。站在社會學層面，因應各地文化始終有異，差異又不排除衍生矛盾，故「兩地矛盾」縱帶貶意，亦屬理所當然及無傷大雅。

即如男女，也有行為差異，包括在使用座廁時；差異會否演變矛盾，則端視雙方的協調以至忍讓，事實上同性別的亦會因如廁衞生問題而有矛盾。「軟對抗」則屬矛盾的進一步昇華，一來不排除會將行為收緊至非法（詳見〈如何看待「軟對抗」〉，2023年5月16日《信報》），二來不單要勞煩香港特首逐一公開回應，就連《人民日報》海外版官方微博「俠客島」也為香港國泰事件撰文。

那麼，如何看待「軟對抗」？差異是無法百分百消除，由男女差異到文化差異皆然，尤其在「一國兩制」下，兩地理所當然存在差異；故此，關鍵是怎樣避免差異變成矛盾、矛盾再變對抗，畢竟要消除差異絕對是緣木求魚。

還有兩點須再強調：第一，如前文述，「軟對抗」也難百分百禁絕，法律只宜涵蓋嚴重的「硬對抗」，等而下之的「軟對抗」乃至「超軟對抗」，如課堂內的發白日夢就禁之不絕。第二，反叛之心人皆有之，特別是青年及黃絲，愈要打擊恐或愈見猖狂。就像「港獨」，回歸初頭幾年其實鮮少談及，惟當有人點名提到，「港獨」文宣即如雨後春筍湧現，尤其當時香港尚未就《基本法》23條立法，即所謂國家安全存在漏洞；「軟對抗」的公關結果類同，除了方便官方口誅筆伐，更不排除會令反叛者蠢蠢欲動，配合「軟對抗」存在禁之不絕的本質，而又不似「港獨」可以立法防範……客觀結果是，原來常見卻隱性的「兩地矛盾」，被昇華甚至被助長為顯性「軟對抗」。

也就是說，就「軟對抗」開戰的結果，一方面注定難以獲勝，另方面還勢適得其反。好像新冠病毒，時至今日無疑難以完全清零，故亦難訂出杜絕病毒的目標；唯有建立免疫屏障，減輕病毒的殺傷力，即積極創造條件與之安全共存，方為理性務實的上策。過猶不及、適可而止，力度過大、不知行止只會衍生反效果。

內地網民「軟對抗」香港？

當然，如果媒體上的資訊存在誤導或錯誤，局方有必要嚴正澄清；諷刺歸諷刺，不實歸不實，兩者是有區別的，因諷刺乃明買明賣，不虞造成真假混淆。此外，如果透過違法手段干擾器官捐贈系統，作出譴責和展開執法也合情合理合法；指摘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怪罪當局系統設計不周，則無異於不罵小偷而罵為何沒鎖門——即使更佳做法，可以是先執法、後譴責，那麼說服力勢必更大，畢竟遺憾地迄今仍有人混淆「為何取消登記犯法」。至於國泰事件，如果此事本質屬於「歧視」，而非「軟對抗」，則作批判亦是義正詞嚴。

最近，足球壇上的歧視事件便值得參考，一名皇家馬德里球星作賽時疑遭歧視，主場球會華倫西亞便被罰款4.5萬歐羅（約38萬港元），還被罰關閉部分觀眾席，而涉事球迷已遭警方拘捕，且恐終身禁止入場。

其中，內地人身同感受覺得被冒犯，要伸張正義本屬正常不過；倘香港人在其他地方受到欺壓，難道我們又不應義憤填膺？問題是，不宜過分放大相關情緒，以至令矛盾進一步激化。特別是踏入互聯網時代，網民的話漸成焦點，這固然是民意的一個反映，但眾所周知，網絡上的言詞每多激進，甚至處於民粹之極，假如以此解讀為民意的全部或真象，不單引喻失義，還客觀造成煽動效果。

自通關後，港媒愈來愈喜歡引用「小紅書」，來觀察內地人來港旅遊的評價，惟一來相關評價難免嘩眾取寵，二來傳媒亦會因嘩眾取寵而專揀最極端、最奇怪、因而最吸睛的觀點；重點是，相關引述真箇反映普羅內地客對香港的看法嗎？不宜以偏概全。國泰事件一役，內地網民亦成為港媒的一個風向標，客觀效果同樣形同為兩地矛盾煽風點火。不禁要問，香港各大討論區上的網民留言之偏激，可能較內地網民有過之而無不及，部分甚至極端民粹、離譜過分，如慣指某群體是妓，又經常喊打喊殺；然則，為何港媒過去一直鮮少引用相關極端言論，所引用的則多是較有道理及較溫和呢？理由不排除是，港媒懂得選擇取捨，知道哪些說法值得轉載，哪些說法不值一哂。同一標準，何解不適用於內地網民之上，只見摘取相關偏激留言？

其實，查其他地方的討論區，一樣充斥極端民粹之言，這本是正常不過的網絡現象；過於看重這個虛擬世界，誤以為這裏反映真實民情，可說是認真便錯了。

由治及興向前看 忌亂世重典

常云香港已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新階段，又常云我們要向前看不要向後望；可惜，軟對抗一役的開打，卻意味戰役的開倒車，各界關注焦點又重新從打拼發展返回鞏固安全基礎。如果社會亂象不止，確然需要回頭打擊，否則無法踏上新的征程。然而，即使存在小規模、禁之不絕的軟對抗，有必要引領大家回軍作戰嗎？

情況跟抗疫類同，現在是「後疫情」時期，即使有零星反彈，也不宜再走回頭路。相信大家都認同一點：大規模的「硬對抗」於過去數月已幾不可聞，反倒是「軟對抗」之稱發酵後，社會卻有點重陷紛擾——這難道是有關方面樂見？香港各界本身亦不樂見。

何況，難道內地網民出現聲討香港的呼聲，又因所謂兩地矛盾而掀起一場內地人「軟對抗」香港人的打擊戰嗎？

泛政治化的鬥爭，俱往矣！應往矣！現在，社會豈不應該全力推動經濟社會的疫後復常？就連民間以至討論區都有聲音「2023年仲講黃藍？」——不想糾纏。

今年初，香港全社會都在喜迎復常，由「你好香港」到「開心香港」的活動更是一浪接一浪；當前復常熱度縱然有點冷卻，但又是否應該回歸政治化漩渦，還是應繼續致力去政治化？

歷史上，「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案例不少。秦之後是漢，隋之後是唐，過程中當然要確保安全基礎已穩，但基礎已穩只須針對「硬對抗」便成，包括透過立法與執法去防範打擊。秦、隋之時，有必要「治亂世，用重典」，到漢、唐盛世，確保無後顧之憂，就要大步向前。

亂世宜由武官管治，盛世則可文官管治，至少多採文官思維，而非停留武官意識，才可因時制宜，適應時局所需。

不是說亂世才有法律、盛世沒有法律，或亂世沒有懷柔、盛世才有懷柔，而是整體環境的側重點，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香港，宜多「軟處理」，而非「硬處理」。何況，禁書下架、取消捐贈、空服歧視三件事件，皆有既定的法律和行政解決辦法可循，根本毋須額外費神費力應對。

要促成一個行為或心態的轉變，方法可以很多，法律和行政手段只屬其一，另外還包括賞罰制度——符合標準的行為賞，不宜推揚的則要罰。只賞不罰未必最好，所謂「港孩」正是溺愛所致；只罰不賞同樣不成，資本主義下經濟欣欣向榮，誘因乃是最大憑藉。

賞罰之間，以筆者常用的兩極比例尺為喻，誠宜賞多於罰，罰只宜針對最不適切之事。所謂「亂世用重典」，其反面正是「治世用重賞」。針對「軟對抗」，如何賞罰並用，兼且賞優於罰？這是「由治及興」的必修課題，而非停留在鑽研怎樣「由亂及治」。

一戰後的德國，因《凡爾賽條約》過於嚴苛，終釀成二戰。經歷2019年風波的香港，要怎樣化解矛盾？答案定非一再煽起矛盾。

「軟對抗」的發明，來到今日階段誠不合時宜：似圖書館一役，本來相關書籍「封塵」，但經點名後不排除忽然流行起來，即使館方下架亦可在私人市場流傳；又似器官捐贈，本來不法分子僅暗裏取消登記，即使當局澄清捐贈機制，亦總有人會跟隨取消以作對抗；空服歧視風波的小事化大，更明顯激起了新一波兩地矛盾……尚幸有關方面事後已為事件降溫，而往後亦再無「軟對抗」新事。

的確，還望後續再無「軟對抗」新事，並轉大事化小和懷柔策略應對，則香港才可真正去政治化，真正「由治及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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