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6日

黃永 政治誅心學

神經自由主義與刻意無能

每年的「國際傳播協會年會」總有幾位學者引進一些非常具前瞻性的概念，就今年所交流的各個研究範疇而言，個人認為以下兩個概念值得學界以外更廣泛討論：

其一，是neuroliberalism的下一步發展：這個詞語較難準確地翻譯為中文，但直譯成「神經自由主義」亦未嘗不可──畢竟願意探究此概念者對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也應該有相當程度的認知。學術界開始鑽研neuroliberalism大概在三年以前，不過起首關注多數是政治學者及社會心理學家，主要是分析自由（liberal）社會下的政府如何利用大數據和社交網絡，透過行為心理學的技巧（因此屬於neuro）來引導市民作出決定。

當中一個經常談及的例子，正是兩星期前本港突然又熱議的器官捐贈課題，研究發現，在換領車牌時順道問及申請者是否願意參與器官捐贈計劃，成功率一般會較高。

固然，隨着社交網絡應用程式普及而讓政府得以收集大量數據，當下以neuroliberalism訂定的政策設計更複雜亦更具針對性。

至於從傳訊學角度，近年研究相對關注所謂「方便的暴政」（the tyranny of convenience），意思是管治者以創新科技提供方便予市民，從而對民眾日常生活上各種行為進行監察，甚至作為減少福利的藉口。

當中一例是，透過社交網絡去提供情緒支援乃至最基本的精神健康諮詢，一方面可提供24/7全天候服務，另一方面又可減輕人手需求，但令傳媒和傳訊學者們擔心的是背後當權者會否藉此過程，測試如何用科技令民眾的情緒達到一致性（emotional conformity）。

此外，另一個值得深思的概念是「刻意無能」：原文用語為strategic incompetence，但直譯作「策略性無能」肯定有歧義兼鬧無聊笑話，故翻譯成「刻意無能」應該更能夠表達箇中intentional之意，也就是手執權力的一方刻意表現出自己在某些範疇並不擅長，從而延續結構性歧視。

近代歷史中最經典例子，也許要算是男性管理層經常表示自己打字並不快又常常錯，藉此隱藏把女性停留在秘書階層而不讓她們有更大空間學習及晉升的意圖。時至今天，也有不少男性管理層強調自己不諳科技（特別是社交網絡），藉此推缷一些重複而較沉悶的工作予女性。

不過「刻意無能」這個概念卻不止應用於研究性別歧視以及相關訊息與溝通模式，更可進一步放入「生命政治學」當中──所謂生命政治學即biopolitics，跟今日經常提到的「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同期出現，其大意是指一切跟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相關的政治過程和角力。至於「刻意無能」在生命政治學當中的一個主要功能，則是從傳訊層面來界定政治責任誰屬。例如近十年經常認為應對假新聞和誤導訊息的其中一個主要策略，是全社會也需要提高「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的能力，然而也有學者提醒，這種共識其實代表我們間接接受了科技企業在調控誤導訊息方面已經到達極限，並把相當部分的責任推卸給受眾，但事實是社交網絡公司絕對可以作更大努力，其「對此無可奈何」純粹是刻意無能的策略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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