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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2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為何要讀哲學?

還記得教授辯論之時,常有中學生與大學生問我,為何要讀哲學?

沒錯,筆者本科就是讀哲學出身。碩士選擇專研政治哲學,專攻去殖化與後殖民時期的轉型公義理論。博士則選擇了思考在所謂的傳統「西方民主國家」以外,包括威權與集權政權在內的公民責任與公義問題。對於我來說,哲學是對現實的一種批判,也是批判現實的一種活動。哲學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生活態度。

當然,若以貼地點的角度來說──在人工智能席捲就業市場之際,受過哲學訓練的朋友們,反而更有可能幸免於這大時代中的大浪潮。哲學畢業生敢於問問題、更敢於挑戰不必要的權威,跳出既得利益者所設下的框架與條文,以天馬行空的創意去應對歲月變遷。讀通哲學者,不但能靈活周旋與運用知識,更能以超越現實約束的視野去克服當前障礙與困境。愈黑暗、愈不穩的時代,我們便愈需要哲學。

讀哲學,是為了……

一、理解世界

要充分了解我們生活當中的世界,我們首先得要將所謂的實體與虛體切割開來。「實體世界」所指的,從大自然法則到建築物的內部結構,從史前時代的早期文明到將來我們現不可知的未來社會,都曾經、現在或將會實實在在地出現。我們實在地存在於恒河之中,而恒河又是這個宇宙中的一部分──看似無邊無際,卻實際上有其局限與界線:宇宙始終都是一個有限的載體。反之,真正無窮無盡的,則是我們的「虛體世界」──無論是接近我們此一宇宙的虛構或模擬宇宙,還是在我們構想中的平行世界與時空,還是更為抽象的「思想世界」、「概念世界」、「理想世界」……這一連串列舉下去,我們會發現,人類的集體想像與構建,理論上是無盡無邊的。

要讀透實體世界,我們需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更需要各種應用「到地」的現實科目,讓我們能在這庸俗但可愛的地球上共處共活。至於在外太空的探索與發掘,我們則更需要天文學、地理學、較為抽象的高階自然科學與數學,告訴我們不能直接觸碰的事物,到底是何等樣貌。這些知識領域都具備其獨特性與重要性。但在芸芸知識框架當中,唯有哲學,方能讓我們充分地窺視那恒河沙數的「虛體世界」,去探索與剖析各種各樣的抽象概念,並以這些概念作為跳板與聚焦器,重新為實體現實賦予新的意義。修讀語言哲學,體會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說的「語言遊戲」,讓我們可意識到人類語言的無限開放性與可變性。

語言很重要。須知道,語言的價值與意義乃基於約定俗成的社會契約,但我們對這些這些契約的內容與基礎,卻未必能作出任何修訂或發揮──這也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所在。現代生活中,我們正在不自覺(卻未必不情願地)參加在各式各樣的展演(performance)當中,接受這些展演所賦予的枷鎖與責任,從而享受其所帶來的確定性與「安穩」──比方說,我們選擇以「男女」作為性別二元分化的分類基礎,故意隱去男女之間的多元身份;又或是以膚色淺深作為「族裔」的掛鈎特徵,然後將「族裔」置於一個神聖階梯上,以構建單一族群為中心的國家與政權。讀哲學,是讓我們能更深入地看見這些所謂的「約定俗成」,背後的建構與操控過程,從而反思究竟所謂的「真假」與「對錯」,是否如此地涇渭分明,不可動搖?

讀者們,假若你對語言本質沒興趣的話,不要緊。哲學也是開啟通往包括神學、神秘學、宗教學的關鍵鑰匙。想知道我們為何而活?想衡量人生的價值,從而反思為何要好好地活着?想理解為何世界存在如此多的不公義,而「好人」卻未必有好報,「壞人」則往往能當道?想梳理出今日太陽在東方升起之後,明天會否突然在西方升起,以及背後怎樣折射出休姆所提出的歸納法問題(Problem of Induction)?這些問題都是哲學家群經常反覆推敲與辯論的議題。讀哲學不會給予你明確的答案,卻能為你提供更多的選擇,鼓勵你從選擇中找到自己的路。粗略來說,哲學就如一套包容性極廣的方程式語言(programming language),賜予你關鍵的工具與方法論,以更高維度的語言去素描與反映多重世界的內在乾坤。只讀哲學,不能讓你「貼地地」接觸世界。但逃避哲學,更會讓你受困在一個狹窄的現實當中,盲人摸象地見樹不見林。

二、批判現實

我們生活在一個崇尚權威的社會當中。小孩子會相信家中長輩與家長,認為他們所說的必然是定律與真相──即使頑皮或反叛,但因為他們知識主要來源便是身邊最親暱者,故難以逃脫「家庭」的思想構建與工作。上學了,則會受老師與校長,又或是同輩中最為「有型」、「拔萃」的領頭人物所影響,嘗試學懂這個微型社會中的秩序與規律,力爭上游。上大學是個「覺醒年代」,得要面臨對權威的依附與對一股由朋輩所激發的原始「反權威」思潮,在兩大方向的勢力中學會平衡與遊走。進入社會工作時,即便已經成功擺脫了對權威的那種神話膜拜,卻依然要默默接受權力枷鎖的約束與壓榨。在景仰權威的浮誇社會中,我們即便不是孔乙己,卻也往往淪為皮牧師。

權力,能讓人膜拜,更能讓人腐化。具權力者,無論本質是多麼高尚而無私,都有可能因他們獨特的位置與位能,而視他人為滿足利益的工具。更甚的是,如路克斯(Steven Lukes)所說,具權力者能以各種各樣的論述工具與教育過程,讓人們對他們的權力「心服口服」,認為當權者都是值得擁有其權力的。因此,讀哲學是為了讓我們能看清楚這裏的所謂「權威」,究竟是何方神聖,就好比一面照妖鏡。社會認知學中所提到的知識不公義(epistemic injustice)現象(可參見菲力克(Miranda Fricker)所著的《知識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一書),正是描繪着所謂的「賢達」、「專家」,甚至表面上看似具備知識而實際上卻是無知之徒的機會主義者,利用社會賦予他們的地位與「光環」,間接或直接地令第二者的知識,被第三者忽視、冷待甚至排斥。比方說,受性騷擾的女性受害者,可能在一個父權(#Metoo前)文化下,因為缺乏對性界線與權益的「語言資源」(hermeneutical resources),因而將自身的經歷「合理化」;又或是一名受歧視的顧客,因自身經歷而提出控訴,卻被社會大眾在其身份與背景基礎上「否認」他們所遭受的經歷,然後進行二次傷害。另一邊廂,也可見到個別的權威,將個人的經歷提升至一個集體符號性博弈的層面,去個人化而趨集中化──將受壓迫者的經歷工具化(instrumentalise)為一種政治籌碼,也可說是一種知識不公義:就好比在美國面對結構性歧視與警察暴力的黑人群體,本為純粹抗議白人至上與族裔主義的示威,卻被一小撮極端分子煽動及騎劫,最終淪為一場極左社會騷亂。2020年美國出現的廣泛社會運動,藉着「推翻權威」的名義,樹立另類的一種權威,這箇中也是一種對實際受壓迫者的不尊重與二次剝削。

讀哲學,不是為了盲目的「批評」。說實話,要批評,倒不如開一個社交平台賬戶,然後以最為煽情而激動的語言論述,哪怕與事實脫節,只要能挑撥離間、挑動仇恨,便能成功地達標,成為「批評者」。讀哲學,是為了學會「批判」(critique)。批判可以是肯定、可以是否定,更可以是在肯定與否定之間另闢新途,就好比辯證法中的「正反合」一般。道德倫理學,賦予我們「公義」與「不公義」、「權利」與「責任」、「平等」與「正義」(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理想理論」與「非理想理論」(可參見艾斯倫(David Estlund)的Utotophobia、米勒(David Miller)的Justice for Earthlings)、「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的《道德經》)的框架與套路,讓我們能準確地指出當今世界有何問題,有何改善空間,如何方能與他人學會共處並行。

當然,就着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訴諸傳統、「家教」、權威所說的泛泛「仁義道德」之談。但若我們永遠停留在被動地學會第二手資訊,然後或是勉為其難,或是盲目置信不移地將其實行,試問我們又怎能真正地擺脫別有用心者的擺布?唯有用嶄新而破格的語言,方能破除傳統對我們所添加的禁錮。至於倫理到底為何物?元倫理學(meta-ethics)驅使我們去反思所謂「倫理」概念的基礎與根源,透過如「究竟道德定律(moral propositions)是否確實而客觀地存在,還是純粹虛構以及主觀?」以及「人類對道德的接觸與構想,到底從何而來?」等的問題,鼓勵我們就着自以為是「千古定律」的「道德知識」尋根問底。

三、規劃行動

有批評者認為,哲學本質上過於「離地」,難以將箇中構思與想像付諸實行。曾有人跟我說,「沒有實踐可能性的東西,你不應該花那麼多時間去鑽研或修讀」,然後列舉出來說明這一點的幾個「正面例子」,無一不是出色的自然科學家或從草根政治中打滾出來的政治科學家。有趣的是,西方古典政界歷史上往往將哲學家或視為異類(包括被處死的蘇格拉底(Socrates),又或是被法國通緝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因政見而在歐洲多地輾轉流浪(最終到英國)的馬克思(Karl Marx)),又或是認為是與現實脫節。反之,古代中國的君主則對不少思想家與哲學家客氣得多,視他們為政權管治邏輯的奠基者──墨子與韓非子便是當中的佼佼者。中國歷史告訴我們,天時地利人和下,哲學家能為管治提供論證,更為管治者作盲公竹。

放諸現代,柏拉圖(Plato)所主張的「哲人王」也許已不復存在,但哲學仍對管治有莫大貢獻。閻學通套用荀子的「王權、霸權、強權」分法以剖析當代國際關係,將中國傳統哲學爭辯公諸於世,注入西方政治科學頂尖期刊之中的辯論,一時傳為佳話。當代儒家民主政治思想家與先驅們,將東方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制度結合,倡議各種各樣能引導管治者邁向善治的理論,也是一種將(歷史上)哲學古今結合,復辟創新的做法。無論是深受杜威實用主義影響的近代華人哲學泰斗胡適,以實用主義作為方法論,去建立出自成一家的政治哲學與行動價值觀,還是對改良主義情有獨鍾的浪漫社會運動家康有為,他們都有效地將哲學論述與思想融入自身行動綱領之中,並同時構建出各種各樣的「故事」與「思緒」,去影響與引領成千上萬的民眾──當中除了知識分子與社會精英以外,也不乏當時的平民百姓與中產階級。

當然,所謂的「影響」或「行動」未必必然與政治或管理有關。在日常生活裏面,我們或會因我們主觀所感受到的「不自由」而有時茫然,不知所措。「不自由」的層次有很多,可以是因為我們醒覺到其實自由意志不過是一場夢,更是一套自圓其說的美好謊言;也可因為如佛學中存在的「義為無常」(anicca)、「義為若」(dukkha)、「義為無我」(anatta)的三大定律;也可以是因我們家中的貓不斷在不適當的時候撒尿,讓我們不勝其煩;更可能是因我們對「996的工作文化」感到非常厭煩而煩惱。「自由」可以很虛無縹緲,也可以很確實地缺乏。面對這些種種不如意之事,哲學能將我們「腦洞大開」,告訴我們,即便我們沒有真正的自由意志,我們也應當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接受「自由意志」的相對含義,從而結廬在人境;可透過存在主義文學告訴我們,存在是很荒謬的,但我們應當從中創造人造的意義,讓自己找到快樂。存在主義不代表消極主義。否定自由意志的絕對存在,並不代表排斥自由意志的相對價值。

四、訓練知性

最後,讀哲學,是為了「知性」。知性這裏有兩個稍微不同的意義,卻也有內在共同之處。第一,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提出的「知性」(verstand),也即是我們人類獨特具備的認知與知識能力,能讓我們去將感性直覺與理性邏輯推論結合起來去全方位接觸與理解事物。第二,則為《孟子。盡心上》所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中的「知性」。我們盡力去行善、迎善、為善,從而方能覺悟到我們的本性,從而看通看透天命。在現代社會裏面,我認為這種「知性」乃是對自我的一種深度探索與發掘,讓我們以知性重新認識自我。

先說一。我常跟朋友說,哲學就好比一種強身健體的武術功夫──好比詠春、截拳道、太極。學習其,並非主要為了在格鬥場上殺敵立功(除非你是好打得的John Wick,又或是《John Wick 4》中出現的盲俠),也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訓練你的內功,從而引導你的外功螺旋上升。淺白點來說,哲學思考鍛煉的,是你的「思考肌肉」。每一道你思考過而找到答案的命題與辯題,都是你所用的訓練工具。每一篇你寒窗苦讀後寫出來的論文──或有瑕疵,或有局限,但卻都是對你學習路程來說的一個個里程碑。廣泛閱讀大量的哲學書本、無時無刻與其中的作者「隔空切磋」或「細膩對話」,是一種緣份,更是一種福份。我們唯有妥善把握,方能將所謂的「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再昇華一層,至康德所說的「知性」(verstand)。

再說二。我們是什麼?我們的人生是什麼?是獎項?是成就?是財富?是地位?還是善?還是我們一路走來能作的福,能種下的善,能改變世界的契機與機遇?哲學啟發我們去對人生價值進行嚴謹而全面的思考。無論是價值學、美學還是應用倫理學與法律哲學,這些種種角度與框架,到頭來引導我們去面對的,還是那個千古不變的問題:到底人類社會,是為了什麼而存在、而活着?我們死之時回顧人生,若認為自己確實活得充實,這判斷是純粹的自我慰藉,還是有根有據的「蓋棺定論」?

我深信哲學在現代社會裏面,絕對有其一席位。我也期盼,在不久的將來,我能盡自己所能,將哲學、地緣政治、政治科學結合起來,為時代貢獻綿力。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導師、羅德學人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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