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9日

顧敏康

法官應可解釋港區國安法

《港區國安法》第65條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此條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存在三處不同：第一，第158條第二款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第二，根據第158條第三款，在符合特定條件下，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第三，根據第158條第四款，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其所屬的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由於兩部法律存在這些條款不同，有人據此撰文認為，「香港國安法約束的是國家安全事項，故而其解釋權完全歸全國人大常委會所有，對香港法院解釋法律沒有作任何授權。」換言之，「香港法院沒有任何權力對香港國安法作出解釋。」筆者認為，這種理解過於狹隘，值得商榷。

第一，《港區國安法》的制定依據之一是《基本法》，並且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在當地公布實施。而《港區國安法》的主要實施者是特首指定的國安法官，他們根據《基本法》履行司法職責，必然會遵循普通法的傳統，對《港區國安法》的有關條文進行必要的解釋。當然，如果香港法官的解釋違背了《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完全可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因為最終解釋權歸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沿用普通法，包括遵循先例和創制判例，這對正確實施《港區國安法》應該利大於弊，不能僅根據第65條規定，就簡單得出香港法官只能「理解」法律而不能解釋法律，更不應排斥判例法。

例如，根據普通法，沒有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內地法律屬於「外地法律」，不能直接引用。香港法官在「呂世瑜案」中引用終審法院在「黎智英保釋案」觀點，指法院可以參考本地法律解釋香港國安法，這就是遵循先例。呂世瑜因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原被判監3年8個月，但《港區國安法》第23條規定情節嚴重者須判囚5年以上，終改判囚5年。呂提上訴獲批。上訴庭認為此案存在法律爭議、事關重大，批出證明書同意其就兩個法律問題上訴至終審法院：（1）《國安法》第21條「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應如何恰當詮釋？「處5年以上」刑期是否為強制規定？（2）《國安法》第33條（1）罪行量刑應如何恰當詮釋？該條中列明的三項情況是否已窮盡所有減刑基礎，如無一成立則不得減刑至5年以下，是否還是有其他求情因素可以作為減刑基礎？終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顯然要對《港區國安法》有關條文進行解釋。此時，熟悉內地法律的專家證人就應該扮演重要作用。

第三，《港區國安法》第4條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香港國安法官在審理國安案件時，也可以就有關條文的具體實施是否符合《基本法》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進行解釋。

綜上，維護國家安全事關重大，但「一國兩制」方針也是基本國策，如何有效實施《港區國安法》是一個開放話題，但輕言法官不能釋法可能屬於過度演繹了。

香江智滙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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