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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24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形式主義是當代政治最大禍害

猶記得巴黎恐襲那一晚上,臉書上所有人忽然將自己頭像改成了以法國國旗為背景的「默哀」照片。

數個月後,美國又發生一宗槍擊案,人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頭像、發長文、更新社交平台上的動態。

數年之後,世界爆發大疫症,在醫療系統瀕臨崩塌之際,某國領導人帶着整個內閣,站在自己辦公室與官邸外,拍手……說是為醫護人員打氣……

這就是形式主義的魔性。這也是當代政治無聲無息的禮崩樂壞之處。

一、什麼是形式主義?

形式主義到底為何物?作為一套整體哲學性主張,其研判下形式乃是事實的基礎,而形式以外並不存在一個獨立現實。形式主義嘗試將所有的知識與認知皆歸納成部分教條性定律所能推論出來的成果,從而將現實的繁瑣與複雜性通通排除在系統以外。

套用在現實政治上,形式主義則指只集中在表面的表述與形式、忽略內容與實際內涵的行為與思考模式。在共產主義悠長的理論長河裏面,恩格斯曾引述德國文學家名言所說,「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I have sown Dragon's teeth and reaped only fleas),以諷刺門庭若市的「跟風者」──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充斥着各種各樣自稱為「搞馬克思主義」的精英與上流階級,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規條變改成為自身爭取政治資本與籌碼的政治持份者。但這些人裏面,有多少是熟讀而對馬克思理論有實際認知?又有多少人能精準地就着其箇中思想作出批判改進?答案呼之欲出:虛有其表。

中國開國領導人毛澤東認為,形式主義將「自己的號召停止在嘴上、紙上或會議上,而變為官僚主義」(學習時報),從而衍生出令人民難堪的官僚障礙、阻力與排斥。1960年毛主席所提出的「五多五少」批判,更是對當時中國政局的當頭棒喝,告誡官員們必須多聯繫群眾、多總結經驗、多認真調查與研究(與近日中央中辦所提出的《關於在全黨大型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有異曲同工之妙、多學習、多細緻地組織工作。改革開放領導人鄧小平在南巡路上則指出,「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指出了實事求是乃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原則」。在他果斷的領導下,中國掙脫了曾經一度陷入的意識形態霧障,撥開雲霧去迎接全面性的現代化。

轉眼來到二十一世紀,西方學者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則在The Big Con: How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Weakens Our Businesses, Infantilizes Our Governments, and Warps Our Economies一書中指出,形式主義的精髓乃是通過約定俗成而為坊間所認定為所謂的權威來源,從而讓政府官僚與管治者得以向民眾與普遍政界持份者論證自身管治水平,從而將管治裏面的漏洞與歪風「合理化」與「正規化」。通過形式層面上的認可,官僚們毋須達成有效的結果,只須走流程、聘用「有用」的外在顧問,便能滿足到所謂既定程序的要求。由此可見,形式主義也是程序主義的一種。

以我來看,形式主義本質上具備三大要素。第一,其非常重視表面觀感(尤其是關鍵持份者的觀感與評價),忽略實際結果成效。形式上做足功夫者──比方說,以上所說在社交媒體上改頭像,又或是在特定時候在群眾活動中拿着旗杆出來搖來搖去的鬧事或煽動者,又或是在天災人禍之時發表作為自娛與他娛的「偉大言論」的吃瓜觀眾,他們關注的往往並非為他們口中所說要協助的人民,真確地謀幸福,而是純粹為了讓經媒體或平台傳播的接收者對其產生一種正面觀感與評價。

第二,其講究形式的莊重性與公正性,「抓小事、耽大事」,集中在非常細膩入微的細節上,以至吹毛求疵,甚至矯枉過正的情況常有發生。而因為形式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後者不能倒模,前者卻能照辦煮碗地在不同情況下「通用」,衡量形式的標準因而淪為膚淺而表面的符號與儀式審查。比方說,本應是要去抗衡外敵入侵國家的某國總統,跑了去拍時裝雜誌封面,便是表表例子。不是說拍封面沒有振奮士氣之作用,但整個特定舉動的安排與時機,卻與其表面初衷有實際的違背。

第三,形式主義者往往透過形式的表述,從而為自己爭取各種各樣的政治資本與酬勞。本身以自我利益為主宰的行為並非原罪──人總要考量到自己的利益,這是人之常情。但形式主義的主體骨幹乃是爭取私利、推動自身在權力架構或政治、社會、經濟秩序中往上爬。就好比某些名人響應「Black Lives Matter」(我譯成「黑人的命也是命」,而不是所謂的「黑人命貴」,因為後者是一個帶有歧異的偏頗翻譯),在推特上發表#BlackLivesMatter或「種族公義」的所謂千篇一律議論文,結果與人工智能ChatGPT的產品差異不大,甚至更為粗疏而簡陋。這些言論雖然沒有任何實際含金量,卻為他們贏來一時無兩的風頭與關注。以上三點都是形式主義的核心要素。

二、當代政治正在邁向形式主義泛濫

無論東西南北,綜觀全球,當代政治正在趨向形式主義泛濫的局面,原因與途徑有幾個:

第一,24/7新聞與社交媒體的崛起,讓政治的「公眾性」日益上漲。當然,自古以來,絕大多數以民眾為主導及篩選決定人的政治體系,或多或少皆講究政客在大眾眼光中的形象及人物設定,也看重領導能否說服民眾去接受自身的治理哲學與模式。任何成熟的政治體制,民眾皆必定能對政客施加適度壓力,以確保後者能向普羅大眾問責。但在新聞、資訊、媒體泛濫的年代裏面,政客不但要與民眾維持正常而健康的恒常溝通與傳播,更要投放更多的資源將自身變得更「立體」、更「貼地」(反映對民間實況的掌握)、更「動態」,從而吸納選票、政治支持,又或是上司的嘉許及認可。在不同場合下拍照、「打卡」成為西方民粹國度政客的新常態,在政客日程表規劃中所佔的百分比也正在急速上升。原因很簡單──若他們不在某些特定場合、環境中表示自身「也在場」,則有可能被民眾或當權者唾罵、針對,甚至扣上各種帽子與標籤。在這表態為新常態的政圈生態中,「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因而會引致負面的政治代價。在中美博弈上升至一個「近身」的道德輿論戰之時,有不少名牌與科技巨頭公司,往往因領頭人物一時在社交媒體與公開場合的發言而被捲入代價昂貴的輿論漩渦之中。他們生意與為顧客提供的服務,根本與這些立場言論絲毫沾不上邊,卻因為社交媒體上的廣泛而毫無邊際的傳播介面,因而成為「火紅」的罪證,令他們很容易被民眾與民粹主導的載體以言入罪。

第二,隨着政治與經濟之間的交織日益緊密(西方有「金錢政治」,日本、南韓則有財閥左右政治大局,東南亞諸國也出現各種各樣的多代政治裙帶關係家族,拉丁美洲則更不用說──左翼政府與工會領袖勾結、右派政府與宗教與權貴勾結等),政治早已不再是一個純粹以服務人民及「公眾利益」為主導的活動圈與範圍,而變成了一個提拔自身事業、賺取紅利與覓租的遊戲。在這前提下,世界各地不少政客的主要目的與誘因,由當初的「權力」或「服務社會」(前者為主),演變成「金錢」、「社會地位」、「權力」、「人力資源支配」等的多元可能目標。「服務社會」未必不重要,卻再也不是政界的主導性誘因。而要降低對自身仕途的風險與成本、提高自身每一舉動所帶來的「經濟盈餘」,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投向形式主義。為何這樣說?要知道,無論是威權還是民主,若要在當代體制中獲得升遷,主要有兩種做法:第一,乃是腳踏實地「以結果為目標」務實主義,嘗試如部分國家或地區真正憂國憂民的領導人,急市民所急,嘗試解決房屋與土地問題,提高整體社會競爭力,讓自身地區或國家重新出發;第二,則採取一個相當低成本、高短期效益、能滿足部分關鍵受眾偏好的形式主義,以形式作為內容,以表態取代行動,以口號與片言隻語遮蓋空泛內容,從而實踐自身的政治「抱負」。

比起第一途徑,第二途徑當然更為「具效率」,也更加可控制。政客無法確保政策能得到全面落實,從而保障他們需要保障的人民福祉。但他們卻能左右自身說的話及表的態。

比方說,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年因應當地示威而在法國所舉辦的大辯論,到底有多少收集回來的民意能確實化為政策落實,也成問題。即便當時馬克龍起碼也意識到,必須讓國民感受到自身能在施政與管治過程當中有所參與、其所發聲也能似是而非地受到官員關注──這絕對是聊勝於無的政治操作,但這卻未能確保其能有效將民間意見納入施政,從而真正地解決問題。

第三,地緣政治矛盾日益高漲下,參政者所表述的立場是否政治正確已成為國與國管治階層確保自身國家完整、團結、能維持底線與主體利益的關鍵判斷基礎。西方歐美部分國家以「國家安全」為說詞,推動新麥卡錫主義去針對無辜華裔科學家與學者。也有其他國家以安全為覆蓋性的理論框架,將一切社會領域皆歸納在「安全」這構建下,務求減免對政治秩序的衝擊與不穩。在這生態中,就着安全的「正面肯定」(positive affirmation)與「公開論述」成為了衡量忠誠安全度的「假託性」(proxy)指標,更被當成衡量政治能力與技能的最主要標準。在這情況下,政客當然必須投向形式主義,以論證自身對國家忠誠。但我們必須意識到一點關鍵:對自己的國家與社會忠誠是一個對從政者的合理要求──但其絕非「足夠」。這就好比我們不能單純以雞蛋作為蛋糕的原材料,也必須加入麵粉、糖等其他的原材料。

這三大趨勢交織下,當代政治正演變成愈來愈以形式主義為主導的鬧劇。上至民選國家領導人,下至在街頭上示威的社會運動分子,他們關注的往往並非解決問題,而是如何在不解決問題的前提下,向世界表示自己正解決問題或擁有解決問題的勇氣。

三、形式主義乃是當代政治的一大毒瘤

形式主義到底有何問題?

第一,過度的形式主義非常消耗時間與資源。用經濟學術語來說,若形式主義從政者是供應方,他們特定受眾(可以是民眾,也可以是其他群體團體)是需求方,那形式主義則構成嚴重的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直接令社會出現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

形式主義的繁衍,讓政界變成一個另類的檸檬市場(lemons market):「假貨、真貨」,在具備操控權者眼中儍儍分不清;甚至原本應當重視的美德,在這氛圍下卻變成消極的負面因素。這也是為何美國政治部分圈子與政客間出現如斯鮮明的兩極化──既然對方並沒有與自己合作去解決問題的誘因,那倒不如以說詞代行動,將現有的資源全面傾斜於尋求連任的過程中?而試問若連任是首要任務的話,政客又為何要與對方合作,「送一張牌」予對方?

久而久之,形式主義讓政客將資源投放在錯誤的聚焦點上,本末倒置地浪費大眾耐心以及(在民主國度中)選票。

第二,形式主義也可能會令我們產生結構性怠慢(structural complacency),自以為「問題早已解決」,豈料問題依然沒解決。喧嘩非常而粉飾太平的論述、簡單易明卻也因而容易傳播的訊息,以及以偏概全的報喜不報憂,輕則令普羅大眾誤以為問題並沒有如此緊急或關鍵;重則讓我們自視過高,從而罔顧自身能力的局限。

在後工業化的先進經濟體中,人民需要深諳機械化、人工智能化、過度依賴服務性行業所帶來風險的管治者,先準確地指出及承認當下嚴峻的危機,方能對症下藥,以知識與勇氣克服障礙。筆者深信我們身邊絕對存在這些政界賢能與前輩,但我們需要我們的政界精英將這些思想帶給民眾、帶入社會、帶到國際舞台上。這樣,方能論證給我們看,這些問題需要處理,而處理也是有可能的。國際企業的「漂綠」(greenwashing)、社運圈子的「道貌岸然」(virtue signalling),以及部分激進人士所奉承的所謂「鬥X」或只光顧支持某些政見立場的商家,這些例子都是「結構性怠慢」的表表例子,讓我們在罔顧問題根源、治標不治本的同時,「自我感覺良好」,為自身行為開脫與合理化。這種感覺良好背後所隱藏的,乃是一種拒絕解決問題、逃避現實的空虛骨感。

在複雜多變的時局之下,我們更需要講真話、報喜也報憂、將真相全面呈現出來,而不是讓形式主義左右我們的一舉一動。全球化正面臨身份政治、地緣政治利益等所帶來的多重性挑戰。我們不能誤信所謂的「分析」,將美好願景當成當今事實,從而墮入「掩耳盜鈴」的思考陷阱之中。

第三,形式主義主導的政治本質上並不重視對社會大眾的功過良弊,而只着重民眾對從政者的主觀評價。而民眾的精神與注意力是有限的。誰能爭取最大量民眾至死不渝的支持、吸引到最多的眼球,似乎便最能理直氣壯地在這個政治遊戲中勝出。形式主義並不會犒賞默默耕耘者、腳踏實地者,只會讓在形式層面上做得最為浮誇、最為鮮明、最為嘩眾取寵的「做全套」者脫穎而出。

惡性循環由此而生。將議政化成口號、將管治如特朗普一般變成推特上的280字元,這種畸形的表態文化讓政客將絕大多數精力與媒體資源皆投放在形象塑造──而且還是最為本末倒置的片面化、膚淺化論述。這種做法,一來未能取得民眾認同與對管治者的支持,二來是在赤裸裸地浪費大氣電波時間與空間,三來也讓真正對從政抱有良好意願及初心者心目中對參政感到卻步。

四、怎能根治形式主義?

有不少人常跟我說,我寫的專欄與分析,過於理想化,並沒有充分地反映事實,而所提倡的願景也是脫離現實。我當然知道現實的局限,也認為適當的形式主義乃是與政治密不可分的。但這並非接受及採納形式主義泛濫現況的藉口。

我們不需要將所有的形式主義皆去除,但我們有必要認清楚,到底什麼才是有效有用的形式,什麼卻是將人民生活變得更差、讓管治者與人民更脫節的形式。形式必須由結果做規範。結果必須受程序所制衡。但程序本身必須與時並進,方能締造出一套合理而有效的管治範式。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生導師、羅德學人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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