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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2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爭取與國際全面通關的理由(下)

上周提出了與國際社會盡快全面通關的首五大原因。過去一周,國際形勢風起雲湧,但香港與國際社會全面通關的迫切性有增無減。我們必須抓緊大原則、堅持到底以人民福祉為核心的管治哲學,配以以正確的結果為主的框架調整,以落實真正能恢復香港國際地位及聯繫的精準具體方針。這也是香港步出亂局及動盪陰霾的正確道路一部分──要穩定民心,必須同時兼顧我們對外及對內的聯通。

正如不少本地政要前輩曾說,我們不能罔顧自己作為國家一部分的事實,卻也要認清楚,單靠港內的「內循環」,並無可能讓香港經濟及一眾行業恢復元氣。長此下去的封關措施政策,只會令香港的體制性優勢,以及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與地位遭受嚴重打擊,從而對香港作為國家「第二次入世」及深化改革開放構成嚴重威脅。這個責任,咱們負不起,也不應該去負。

筆者絕對同意任何開放措施必須在「將死亡率最小化」及「將接種率最大化」的「二化」原則下進行──但我們必須多條腿走路。我們絕對不能等到11月(或甚至更晚的時間)才重開香港。重開的時機就是現在,我們現在的選擇將會定奪我們的未來!以下乃是第六至第十個與國際社會通關的原因,希望特區政府能慎重考慮。

理由六: 捍衞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等核心對外行業利益

旅遊業、零售業、餐飲業,乃是香港第三產業(tertiary sector)的核心中流砥柱,也是為不少中低學歷、中低收入的港人提供經濟棟樑及動力的關鍵行業。這些行業本質上依靠的,不只是本地消費──更何況在嚴峻而雷厲風行的抗疫政策下,本地消費能否支撐這些商家,本身也成問題(答案是,不能)。在過去超過兩年的封關政策下,不少在這些行業中一直努力經營的中小企皆面臨毁滅性打擊,甚至已經陸續倒閉。事實上,無論是與內地還是海外通關,都是挽救這些產業及商家的不二之選。

與內地通關有其必要性──尤其是在針對重啟自由行、放寬內地旅客從港回內地的過程手續等,現屆政府做出了不少積極努力,絕對值得嘉許。可與此同時,香港零售業的高消費人口當中,也有頗為可觀的百分比,乃是來自海外遊。若香港能成功把握機會,配以有效的推銷及宣傳手法,吸引海外遊客在10月至12月(冬季)到港,相信屆時海外遊客佔本地總遊客及消費人數的比額,大有可能比疫情前(但社會事件後)來的為高──我們不應因「事小」(例,認為這些旅客大抵也未能為香港帶來太多消費增長機會或增幅)而不為,而應積極地將「小利」變成「大益」。這也是多年以來香港引以為傲的拚搏及力爭上游精神,讓我們能成功地在亂世中自處。

這些行業中的不少僱員,並未能在過去兩年中成功轉型──原因有二。第一,他們部分人士的技能過於專注及與行業掛鈎,並不容許他們輕易轉換至另一行業繼續工作。第二,香港長年累月的產業政策,並沒有好好反思如何就着危機或突如其來的外在衝擊(exogenous shock)做出積穀防饑,導致我們在疫情及抗疫措施所帶來的雙重經濟打擊下束手無策。這兩點,固然需要長遠的政策調整,但更驅使我們必須立即將任何有可能對旅客構成障礙的不必要抗疫政策,盡早取消!比方說,為何在七人欖球賽,觀眾可以飲但不能食?為何到來觀看球賽的外來旅客,也要隔離三天?到底有多少人會有閒情雅致申請額外四天時間,坐「酒店牢」去看欖球?這些問題,不得不回答。若我們回答不了,也處理不了,那我們不應就海外旅客堅拒來港感到詫異,而是應該一早便預料得到。無疑,將隔離時間由七天減至三加四,絕對是一件好事。但這絕不足以說服絕大多數國際遊客──尤其是在職人士──到來香港!若要真正地提升酒店入住率、由根本地解決餐飲業缺乏盈餘的問題,我們必須跟海外通關。

此時,也許會有人說──內地旅客怎麼辦?自由行怎麼辦?但這些問題忽略了中央政府在內地與香港通關問題上所展示的韌性及開放性──對於中央而言,相信只要我們能做好準備,防止香港疫情倒灌至國家其他地方,確保本地死亡率近乎於零,那便足夠了。本地疫情具體數字,對能否與廣東省通關,並沒有過強(固然存有一定)的必然掛鈎。

理由七: 落實真正商貿互通,協助國家經濟進一步改革開放

過去兩年的抗疫政策──無論是香港城內的社交距離措施、隔離檢疫政策,還是其他的政策層面不穩定性(現屆政府已經嘗試在這些方面上作出積極改善),還是外來入港的入境檢疫規範──皆導致不少跨國企業對本港作為其營商基地這一點出現嚴重的信心危機。

曾幾何時,香港低稅率、資訊及人口流通、開放透明,這些種種強項優勢,讓我們成為「紐倫港」的一員,成為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代初國際企業在亞洲的首選之地。但今時今日,固然「倫」面臨通貨膨脹及管治困境危機,但「港」卻也面臨在抗疫政策下所締造的「作繭自困」困局──我們正見證着不少舉足輕重企業將亞洲總部撤出香港,轉移至新加坡及首爾等地。若我們不及時懸崖勒馬,恐怕只會泥足深陷,最終不能自拔。新加坡、東京,甚至首爾或曼谷,都在吸引外資商貿進駐層面上比香港遠來得積極。我們當然不能妄自菲薄,忽略我們一直以來、現在依然存有的突出點──但我們同樣地不能「食老本」,誤以為我們的原地踏步,是一種「時代進步」。此時此刻,是時候重開香港,釋除國際企業對我們的戒心及卻步,讓他們願意重新將人員及高端人才委任到來香港。

有個別聲音可能會說,「這一切都會過去的,只要疫情過去,我們便能吸引這些企業回流。」我不會質疑這個可能性,但我絕對會質疑這種說法的代表性。當一間跨國企業作出一個就着區域總部遷移的決策,其高層必然不能一時三刻之內「改變主意」──否則一來對其可信性及企業內信用構成嚴重打擊,二來也是一個非常虧本的反覆決定。總部及人員遷移,往往是一個近乎不可扭轉的過程──正如愛情一樣,失去了,便難以贏或「搶」回來。無論是「一帶一路」中國家對我們所寄以的厚望,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我們仍未成為成員)能為我們所帶來的益處,這些種種經濟及貿易願景固然宏偉、也對香港有迫切而確實的好處。但我們一日拒絕與國際社會全面開通,一日都不會在這些項目範疇上得到任何真正的進展──原因很簡單:沒有人員流通,又怎能施展「一帶一路」中的「民心相通」、「資金融通」、「設施聯通」?沒有自由出入,又怎能說服RCEP成員,我們值得成為他們其中一員?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主要引擎之一。若這引擎貿然失效,對香港、對國家而言,都是百害而無一利。

在保守封建主義與改革進步主義之間,我們必須作出人民應得的選擇──因為人民,不是我們,才是閱卷人!

三、理由八: 回擊別有用心人士抹黑,重建香港國際形象

近年有很多國際上的聲音皆表示,「香港已死!」他們指着香港的苛刻隔離及檢疫政策,並趁着絕大多數旅客及國際社會人士難以到港的前提下,將香港的「慘況」不斷放大,試圖將香港的國際聲譽毁於一旦,從而破壞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軟實力及話語權。香港現時半鹹不淡的檢疫政策,很不幸地打開了一個缺口,讓特區政府在國際博弈及輿論爭論中,進退失據。唯有破除這個兩難,讓真相重新呈現於世界面前,才能確保香港能夠重建我們的國際形象,而不再被困在現有的輿論思想陷阱之中。

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若我們現在能大規模而旗幟鮮明地將香港入境限制立馬放寬,這也正是印證「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的最佳佐證。身處一國之下,香港與內地之間,必須成功消除負面張力,同時將正面張力轉化成可供善用的良性材料。正因內地具體情況與香港有其區別,特區政府更應行使「一國兩制」得天獨厚賦予我們的責任及權力,確保香港具體抗疫政策能更準確地反映港人需要及訴求。同時,這種做法無疑也是將那些對「一國兩制」實行的批評者(惡意為之或真實信之)的無理,表露無遺。

第二,我仍然深信香港是全世界最為宜居、最為優秀的大都市之一。但單憑我一人之言,又或是一眾嘗試說出真相人士之力,根本難以說服絕大多數不知道我們是誰、也不相信「二手言詞」的世界公民。最好的「香港故事」,便是真實而確實地能讓人感受到的「故事」。我在疫情期間長居香港,見證了人性光輝,也看到香港在疫情當下的堅毅及茁壯。固然我們肯定也有瑕疵(比方說,年初的第五波疫情,以及及後所帶來的嚴重社經衝擊,絕對是令人心痛的),但整體而言香港仍是一個繁榮而具動力的開放城市,絕對能滿足五湖四海的旅客、消費者、食客的期望。我們青山綠水的郊野公園、煩囂熱鬧的都市生活,全都是在一小時交通圈以內。這才是香港的獨特魔力,才是我們應該讓世界感受到、觸碰到、看見的故事。

旅客們只要能來到香港,必能見證我們的光輝璀璨,並沒有因過去數年的政治飄搖或媒體渲染而有所遞減。但若我們繼續堅拒開放,並要求一切到港的旅客每隔兩天便要接受「棉花堡」洗禮、又不能進入某些餐館、又要十(十二)點之後打道回府,無緣夜生活……這樣下去,只會令那些對香港本來存有稍微一定好奇心及興趣的「同路人」,也對港卻步。屆時要重建香港國際形象……比登天更難!

理由九: 推動深層次面對面二軌外交與民間交流

現時國際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國與國之間的官方(「一軌」)外交正面臨巨大衝擊。但我們絕對有必要維持國與國之間的資訊互通,保持最低限度的溝通及相互認知。即便香港有個別激進聲音,認為香港的未來便是要緊跟祖國,堅決不惜切開與海外「非中國盟友」的聯繫及互通,但這些聲音忽略了的關鍵一點,那便是香港一直以來對國家的價值,便是我們能作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包括「非友好」國家)之間的緩衝地帶,讓內地政商界能與他們海外對應人士對接、聯繫。香港扮演的角色,既是橋樑,也是二軌外交的橋頭堡。

二軌外交的重要性,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只會有增無減。隨着部分已發展國家政府對華立場持續固化及朝向消極方向進發、隨着發展步伐較為急速的中等發展國家與中國的關係由相互依賴變成既有依賴、也有所抗衡的微妙關係,香港所能扮演的角色,必然會持續吃重。

我們是中國土壤上唯一實行資本主義及採納《基本法》制的國際大都市。我們也因而是國家進行二軌外交及對外交流的不二之選。在這裏培育真正具備國際人脈的人才、建立海內外學術聯通基地、鞏固國家一切對外的商貿及社會聯繫,乃是香港在二十一世紀初中期的歷史任務。

但這個任務,需要香港對外開放!若我們繼續沉淪在現時的自我封閉過程之中,只會削弱我們拓展二軌外交的能力及空間。企業高管、金融菁英、學術翹楚,並沒有任何緣故容忍現存的隔離政策,更不會想到一個只存在半開放,卻似乎遲遲未能真正開放的地點來工作或交流。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對所有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訪客的檢疫政策為何?為零!為零加零!0+0!就連相對保守的日本,也正在積極放寬外來旅客的入境檢疫要求。若此時此刻我們仍執迷不悟,恐怕只會將二軌外交重心這地位拱手相讓予他人──包括對中國持有鮮明質疑態度的鄰近國家及地區。這一點,絕不應是我們樂於看見的。

「會不會太誇張了?」對於那些認為我正在言過其實的讀者來說,我有二點回應。

第一,現時亞洲仍未有一個鮮明非常的二軌外交中心──即便新加坡在這一方面下了不少苦功,也正在逐步建立出自己的口碑形象。但一年後、兩年後呢?非常難說。

第二,在建立民間對接中心過程中,絕大多數「民間外交力量」必然會對當地的政策靈活度及彈性,有所要求──比方說,人員及資金難以進出的國家或城市,往往不能充當「聯通國際」的角色,因為相應的風險過高。現實中,香港現正處於國際社會輿論氛圍中的下風,有必要積極而主動地扭轉負面形象。若我們遲遲未能通關,後果絕對堪虞,不能單憑「你太誇張了」的所謂反駁,而置於不顧。

理由十: 作為中國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有必要在一國原則之下港事港辦

有個別人士此時此刻可能會質疑,貿然要求香港對外立馬通關,會否「政治不正確」?但這些聲音未免過慮了。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政治正確」,但我更傾向相信「正確」的管治乃是以國為本、以人民為中心、以社會福祉為最大公約數的務實施政,不搞意識形態、不搞口號牢騷、不搞形式主義、不折騰、不虛耗人民利益與財產。這便是管治真理,也是香港必須賦予施行的前進大方向。在一國原則之下,香港有必要「港事港辦」。適合內地的具體政策,未必符合香港。香港沿用及適用的,未必能套用到內地上。我深信,最為正確的,也是最能夠有效捍衞香港國際地位及聲譽的政策,就是將香港一切對入境旅客的檢疫隔離限制立刻取消,讓香港再度啟航!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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