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2年8月2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留下來的人

經歷了過去數年的風雨後,是時候讓我們回歸正本,自我拷問一句,「究竟我們能為香港做些什麼?」作為「留下來的人」,我們應當如何自處,又應當如何履行我們最為基本的公民責任?

一、要讓貧苦大眾看到往上流的契機

留下來的人,有必要讓香港接近一百萬的貧窮人口,看見在現有社會往上流的契機。唯有當基層人士能看到往上走、往上流動的空間與契機,方能找到動力及精神支撐去組織起來、發憤圖強地為自身在體制內外,以合理手段爭取更多權益及長遠地位。反之,若社會大眾永遠都只是將貧窮視為資本主義的必須產物,則會導致他們對極端及相對貧窮產生麻痹,對龐大貧富懸殊要不是視而不見,便是錯誤地認為是無可救藥。

筆者不想再提已被重複至理所當然、有關政府及官方機構應當推動的政策倡議。這些倡議固然有其重要性,而政府領頭或參與大可以帶來事半功倍的佳果──但這些卻並非「留下來的市民」能一力促成的改變或回應。反之,在官方政策以外,我們必須善用民間資源及智慧。

第一,我們要落實真正的基本生活線,通過非牟利機構、自發性組織,甚至在現有機構以外推展更多跨區、跨界別的基層服務計劃,針對各種基層人士所面臨的問題,對症下藥,為他們提供一個足夠(而並非過度)的基本生活水平。民間的有心人有必要組織起來,以具備監管及良好衞生條件的「納米屋」及「水管屋」,以及現時部分依靠檢疫經營的舊式酒店作為取締惡劣劏房的第一步;以調動良好學生及導師去為基層學生提供針對性輔導及學術水平提升;與精神健康專家、心理輔導員、復康員確實合作,找出貧窮戶心理精神困境的最大癥結,然後對症下藥。民間力量絕對不容忽視。

第二,扶貧不能單靠所謂的「接濟」模式,尤其是過度依賴政府所提供的援助。技能培訓、再就業支援,甚至是針對性的小額借貸(micro-loan),皆是社會企業、私營企業、非牟利組織能夠推動的獨立項目。我們並不需要過百過千億的大筆撥款,而是通過實習機會、遙距線上培訓,以及公私營合作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等確實渠道,提升基層人士技能,讓他們能看到一道可供脫離貧窮的事業之路。唯有真正賦權予眾多正在拚搏奮鬥的打工仔及夾心人士,方能持久地提高他們的經濟競爭力,杜絕跨代貧窮。東南亞「賣豬仔」事件揭示的,乃是一群在港看不到希望、故盲打莽撞地被騙去東南亞受壓榨的被遺忘者慘況。作為留下來的人的一部分,我們有必要向他們伸出援手──即便是到外國工作(然後回港),這些就業空缺也應當是由港資企業或投資項目所提供,從而讓港商也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第三,除了房屋、土地、資源等「硬性」條件不公不平以外,香港社經矛盾的核心一直存在一種心態及論述層面上的偏頗。坊間有不少扶貧賢達及專家,將貧窮戶描繪成需要「幫助」、「等待救援」的無助無能者,並嘗試以繪聲繪影的描述襯托煽情言論,以推動社會大眾去認定,貧窮戶並無他選,只能繼續在這城市的黑暗一面中沉淪。但這種說法,正正助長這些人士之間的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習得性失助指的,乃是當人們將自身負面經歷歸咎為內在(與自身相關)、穩定(將會持續下去)、全面(覆蓋不同領域與範疇)因素層面上,因而對自身缺乏自主權「合理化」,甚至視為不可逆轉的既定事實。住在劏房裏面的、苦候上樓多年的、長年依靠政府福利的,這些人士當中,有不少不是看不到希望,而是習慣了依賴。要破解問題,必須進行一場透徹的範式轉移。留下來的人,有必要告訴及展示予我城眾多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朋友──他們不是社會「負累」,也不是必然的「永久貧窮戶」。

二、要讓青少年見到源自體制的自主權

香港的未來,在於其青年。回歸二十五周年,「青年興、則香港興」,絕對並非一個口號,而是一種根本的思想重塑,也是一記對香港菁英權貴的當頭棒喝。過去這三到四年走來,香港青年經歷了太多太多了。先是被捲入一場國際政治及地緣角力下所衍生出來的政治風暴,再要經歷疫情所帶來對他們教育及就業的衝擊,然後更要在疫情限制與政治動盪之間找到自身的定位──再加上社會經濟資源嚴重傾斜於既得利益者手中、產業轉型遲遲未能落實(筆者朋友鄧希煒及洪雯議員在此已花了很多工夫,嘗試推動香港反思如何再工業化)、香港對外連結幾近全面停止,種種夾擊下,又怎能讓青少年感到希望,振奮人心?

人才是要吸引、挽留、培育的,不能單靠硬性及單面性的「利誘」、更不能以「威逼」作大方針。我們需要讓年輕人看到留港發展的空間,更需要他們在香港找回讓自身喘息、休養生息、蓬勃向上的土壤。早前前往英國之時,在機場進入禁區之際,看到身邊數群年輕夥伴在送別他們(相信正在移民)的摯友。有人大呼,「去了就唔好再返來啦」。也有人大叫,「唔使掛住我哋,我哋會執生㗎啦。」這些聲音,都是貼貼實實的香港人聲音。即便這些去意強烈的年輕人未必「懂得大局」、「看通形勢」(很多坊間針對年輕人的評論,通常都是以這種指點江山言詞開局,然後再來三到五千字(下刪),質疑年輕人「被洗腦」、「被利用」、「被忽悠」),難道我們便甘心讓香港青年移民潮延續下去,讓我城人才流失持續惡化?撇除出生率持續低迷、來港移民人數及素質不足等經濟考慮,單從一個道義及精神層面而言,難道我們真的要放棄下一代、放棄年輕人嗎?要向年輕人「曉以大義」的話,首先應當拷問自己──究竟我們有何「大義」、有何「資格」向青少年「灌輸」人生觀?究竟我們的價值觀,是什麼?應該為什麼?

我倒有一點建議。留在香港的人,裏面有不少都是想修補時代之間的鴻溝、重新找回香港作為我國最為開放而具活力的都市定位之一的有心人。我們應當堅守的價值,便是在合乎基本政治倫理(「一國兩制」及國之大義)的前提下,將年輕人自主權最大化。在此,我們必須認清楚一點:沒有基本政治原則,難以談實際自由。若不能確守真正的法律底線(當然,這絕非個別人士自行所「構建」出來對限制的想像),則難以在政治現實中實踐自由。但反之,自主權乃是幸福感的前提──若年輕人看不到自身能影響及參與在社會建設過程之中,也未能感受到經濟增長及發展過程中自身的主宰或發聲權,又怎會認為這個社會是一個能讓他們追尋夢想、拓展理想的空間?

那究竟我們要如何,才能讓青年人擁有足夠的自主權?

第一,我們必須從對其最直接影響的領域開始。最能影響年輕人生活的,乃是其教育、課堂以外的社交生活,以及整體社區及居住環境。我們有必要從學校切入,下放更多針對教育學科(包括必修課制定、校內外活動,以及技能拓展)的選擇權予學生。引入更多與國際接軌的課程、從東南亞及內地等地引入優良師資,從而推動本地教育國際化──這乃是必然的大方向。但在這大方向下,公民社會也應為對傳統學科及內容感到乏味的學生,提供更為多元、更為看重思考過程的技能培訓──包括辯論、思辨、對存在性危機(existential risk)的認知等領域。同時,我們必須摒棄功課及作業便是一切的硬繃繃思維,降低老師的負荷與壓力,也能夠提高學生在學校內的參與度及自主性。

青年人能否在課堂以外找到自身的社會地位與定位,也是一道核心棘手問題。近幾年來絕大多數政見及行為偏激的年輕人,絕不是出於一種對香港的反社會仇恨,而去進行其認為是正確的行為。他們的出發點可能是為了履行他們心目中的社會責任──卻令他們被捲入史無前例的國際大國博弈,成為兩軍交鋒的送頭兵。若我們要進行所謂的「去激進化」,讓香港社會氛圍能恢復曾經的平常,我們必須讓年輕人看到其聲音獲得尊重及聆聽,並能在同輩及跨輩交流中找回自身的地位與核心價值。我們應當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去探索、去開創、去進行各式各樣的創新與突破。無論是初創還是哲學分析、思辨還是自行舉行扶貧計劃,這些種種項目,皆值得我們支持。即便政府本身缺乏這方面的配套及支持,也不代表作為香港市民,我們應當推搪責任。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高淨值人士還是中產專業人士,我們皆不約而同地具備不同程度的空間及資源,為這些年輕人提供實習及工作機會,讓他們能接觸到更廣闊而具深度的社交網絡。每一位受啟發的年輕人,都能成為香港未來的社會棟樑。在他們身上培育出歸屬感、公民責任感,是我們最低限度應該做的事。

社區規劃,也是將自主權交給年輕人的最佳方法之一。過去一年以來,無論是立法會選舉還是行政長官選舉,皆有不少候選人多番強調,改善地區施政的重要性。日前政務司副司長率官員下去清潔街道,反映現屆政府對化解地區問題的興趣及決心──本質上並非壞事。在此前提下,我們為何不能將更多地區管治及社區設計的權力及資源,交給我們的下一代?作為我城未來主人翁又好、棟樑又好、骨幹也好,香港年輕人絕對值得更多、更積極、更深層次的公共事務參與。公共事務參與不應止於選舉或行政政治,而應當以地區基層做起──這也是我國多年以來如此重視「基層社會治理」之故。有個別政壇人士常表示,香港的青年人缺乏責任感,對香港毫無「公德心」── 但若我們真的想培育出他們的責任感來,我們必須確保他們能在現有的體制中看見自身的責任。唯有「看」到自身能行使的(哪怕是多微小)權力,才能「見」到自己在此地的將來。區議會制度改革勢在必行──這也是將更多社區素人及有心人招攬入半管治制度的最佳時機。而即便是在體制以外,不同的非牟利團體也應考慮與大學合作,推動由大學生主導及領導的社區設計過程,以年輕人視角對香港街道及市容、社區設施與空間作重新想像。這樣做法也能強而有力地反駁那些認為留下來便等於是「認命」的消極負面說法──經歷了政治動盪後的香港,不躺平、不認命,更不會放棄這片土地。

最後,在此撇開官方及政府政策不說,我們是時候反思年輕人在香港這個社會──或是任何社會──應當擔當的角色及相應地位。有不少教育家認為,年輕人是要「教」的。這些聲音主張以家長式,甚至是高壓式手段去「處理」年輕人,去「塑造」出能貢獻社會的「人力資源」。以我所見,這種功利而單求狹窄成效的人才培育模式,乃犯了一個核心毛病──那便是,若我們永遠都是以家長視角去看待我們下一代,認為他們總是「鹵莽」、「無知」、「天真」,到頭來我們栽培出來的下一代,要不就是因被反覆灌輸的訊息所「洗腦」,反射性地接受自身定位與身份;要不是便對一切權威失去信心、進而對包括政府在內的權力核心產生抗拒及厭惡。這些種種負面情緒及反應,早已在過去二十年的社會事件及風波中表露無遺。若我們仍堅拒相信年輕人,以為將他們頭上的「金剛圈」不斷收緊,便能培育出對香港、對國家具備認同感的社會棟樑,那恐怕只會令社會矛盾及撕裂繼續加劇,難以讓香港重回正軌。政府本身出於各種限制,有些話說不了、有些政策推不動。這也是為何我們需要更茁壯而敢做事的社會各界人士,在自身崗位又好、在崗位以外的地方都好,盡我們之力,讓年輕人能對香港重拾信心。

三、留下來的人,有種責任,叫做改革

這些月份來,終於能重新出外旅遊兼行走,接連不斷地拜訪了眾多因疫情影響而分隔兩地的朋友夥伴,見識了不少新人事、新朋友。但不管是在倫敦、牛津還是巴黎、吉隆坡,心中永遠都不會忘記家的感覺。家──是那兩岸璀璨奪目地閃爍出獨特情懷的維多利亞港。家──是那在佐敦與油麻地之間熙來攘往的廟街與彌敦道人群。家──是那從山頂往下俯瞰,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青山與大樓穿梭在一個複雜而多變的森林之中。不在家,但心仍然是緊緊地扣着家──這一點,相信大家不難明白。

這些情感,相信並非筆者獨有。對於芸芸在機場與留在香港的家人與親友道別的、對於那些表面上或心中確實嚮往在外國生活的新離開的移民,無論是自願還是無奈離港的,或多或少都會對香港抱有這種思念。只有失去以後,才發現曾擁有之時一切的理所當然──那種方便、那種敏捷、那種無時無刻都感受到香港獨有華洋雜處、國際色彩盛放的氛圍。即便是那些表面上移民到海外,能天衣無縫地融入當地生活的,心中往往仍存有一道坑:在家,總是千日好。

但這個家,絕不是完美的。香港肯定有改進空間,也是充斥着缺陷的,卻正因為其乃是我們的家,是我們的根──我們對其有種責任。況且,從一個更為實際的角度出發:或是因經濟因素、或是出於歸屬感,或是因家人朋友誓不離港、或是因懼怕到外國人生路不熟的,因為種種原因選擇不移民、不躺平的朋友們,正具備在香港推動真正社會改革的責任。我們作為「留下來的人」,更必須為香港奮鬥,維持我們作為中國最為開放、國際化的改革開放橋頭堡。

我們沒有資格放棄,也沒有權利放棄。但口說容易,實際行動則非常困難。留下來的人,有必要認清政治現實及倫理大綱,盡其力在一個合乎務實思考及整體社會道義前提下,推動符合絕大多數港人利益的政策與方針。而在認清大局與底線的同時,我們更要保持獨立思考,堅拒人云亦云、賣弄民粹、戀權弄權,更不能通過各種各樣的政治表態及抹黑換取一己私利。「一國兩制」的最大剋星,正是故意或無意地不明白「一國」下行「兩制」而非「一制」含義之士。

香港一直以來的成功之道,正是我們成熟而思想開放的人民,讓我們能在「小政府、大市場」的前提下,實踐社會改良。這一點,沒有任何理由改變,也不會改變。相信香港的市民,相信我們的未來。但未來,仍然靠你我來打拚。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歡迎訂購:實體書、電子書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