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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5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地緣政治的回歸(下)

"The statesman's task is to hear God's footsteps marching through history, and to try and catch on to His coattails as He marches past. "— Otto von Bismarck

叱吒一時的德意志政治家俾斯麥曾說過,「治理家的任務,乃是仔細聆聽着上帝在歷史中的腳步聲。在身邊走過之時,必須抓上其衣袖,隨其而走。」(筆者翻譯)

俗語有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但真正的英雄,以我所看,本質上就是時勢,與「勢」密不可分。在不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到頭來還是一塌糊塗。反過來,多麼不適當而有違規範的事兒,在適當的時勢之下,也可成為另闢的蹊徑,拐過來成為後世所歌頌的康莊大道。隨着時移世易,上位竅門有所變遷、政治生存之道也有所變遷。唯一不變的,乃是人類為求生存的鬥志及堅持。要掌握自身命運,首先要了解到自身所處於的時勢之內涵,方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讀通國際「勢」之起落,也正是知「法」的第一步。不要對所謂的大國霸權抱有任何幻想,也不要對挑戰霸權者抱有過度浪漫化的想像。不要以為這一刻你受萬人擁戴,在霓虹光中成為所謂的英雄,便能挾着此銜頭過活。也不要將任何國家或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看得死死硬硬──因為到頭來,真實世界永遠不能被設想定律所禁錮或蒙蔽。

上周提到地緣政治的回歸,剖析了其中的起因與起承轉合。地緣政治從來沒有正式消失過,但過去三十年確實讓已發展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在政治鬥爭中短暫地喘息過來──即便生產力沒有大幅上漲(綜觀全球最大的一眾經濟體,除了印尼以外,絕大多數國家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在過去十多年都有所停滯不前),我們生活的世界仍遠比二十世紀來得低風險。然而過去兩三年,無論是中美矛盾、俄烏戰爭,還是新冠疫情之下,這些種種現象,皆驅使地緣政治重新進入政治家及民眾視線範圍之中。要逃離政治,絕不容易。

上周所提及的地緣政治回歸,其所帶來的結果及影響,相信將會呈現在多個層面上。

一、 各式各樣的戰爭,漸趨頻繁及區域化,並擴散至非傳統領域

隨着全球化貿易及金融、人民及社會交流聯繫所帶來的互動,傳統全球性熱戰(hot war on a global scale)發生的概率,呈現着整體性下降。原因有數個,並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相互依賴(mutual interdependence),而是因為從一個博弈角度而言,國與國並不能再如十八世紀一般,假設自身(針對弱者或他者)的軍事行動並不會招來一定程度的反噬;也不能如十九或二十世紀一般,將戰爭的最壞情況(worst case scenario)局限於「重裝武器」所帶來的破壞。核武器拓展、網絡數據世界上的相互貫通、金融世界對資訊快速而瞬間的反應,皆使得全球性熱戰對於絕大多數穩定國家而言,成為了規範層面上的禁忌(normative taboo)。這也印證了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所言,為何即便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沒有必然的道義遵循性,也有相應而表面的道義呼應性。國家領導人未必會關心別國人民的福祉及道德權利,卻會關注在自身單方面破壞道義規範下,對自身在國際社會中地位及權利的相應制裁及磨蝕。「遵守」國際禁止熱戰的法規之下,乃蘊含着深層次的自身利益考慮(self-interest considerations)。

當然,這並不代表熱戰並沒可能發生。正正相反──筆者認為區域性熱戰發生的概率將會有所上漲。與一場同時在數大洲上演的戰爭抗爭不同,區域性熱戰無論是對參戰國家所構成的經濟壓力,又或是所能導致的最壞情況(worst case scenario),又或是對國際秩序及規矩的破壞程度,在這些種種層面上,皆並沒有如上所言的那般「禁忌性」。即便在冷戰過後,美國仍然大舉入侵包括伊拉克及阿富汗在內的中東國家,中非諸國分別爆發內戰與邊境衝突(中亞亦然),而低烈度的軍事衝突也有在中印邊境等敏感「燃點」上演。但這些衝突或軍事行動的共同點乃是,他們都是區域性的──並沒有擴散至全球各地。參戰的各方擁有着鮮明的誘因,去抑制局勢持續升溫。

說了那麼多,為何國與國之間會想「開戰」?海內外不少名家皆指出,戰爭並非政治手段的首選,而是別無他選的不堪結局。我又為何會隨着地緣政治矛盾持續加劇之下,區域性戰爭恐會增多。原因有三。第一,因為無論是人民還是官方體制,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受不同層面上的對立影響,正在不斷下降。曾經被視為可以接受的預演或表述,如今在資訊不對稱及信任不充分的情況下,卻可能被有機心分子描繪成故意的挑釁。曾是可以理解的所謂主權或立場宣示,今卻大有可能成為燃點直接地緣衝突的起因及導火線。第二,隨着全球化(及是次新冠疫情)為不同國家帶來嚴重的內部社經矛盾及不平等持續加深,而權貴階層卻仍然被困在自身的象牙及珠寶塔中,菁英若要持續維繫自身的認受性,必須找到有效方法轉移人民視線。發動戰爭、妖魔化對戰一方、將戰爭包裝成所謂的道德義務(英國戰爭詩人Wilfred Owen所形容的'Dulcet et decorum est'),乃是鞏固內在認受性的不二之選。第三,戰爭往往(當然,絕非永遠)並非一個必然──除了在自衞及個別特殊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皆沒有「必然」要動用武力去捍衞自身的利益。有不少戰爭由來,是在地緣矛盾及利益衝突前提下,當國家領導人及軍隊主觀地認為自身必須動用武裝力量去震懾對方,而在震懾對方過程中,激發所謂的「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導致對方及自身不斷地將回應及反回應武力提升,從而最終觸發戰爭。

問題這就來了──一方面,國與國之間並不想將區域性戰爭轉化成全球化熱戰;另一邊廂,矛盾及衝突的次數在上周所提及的種種因素下,正在增加:那在這兩個前提下,國家如何在迴避全球化熱戰的情況下,繼續推進所謂的「鬥爭」或「戰爭」,以滿足以上提到的一眾誘因及目的?我認為答案呼之欲出──便是以「去熱」(un-hot war)模式進行激烈碰撞及辯證,從而推演出一個脆弱的共存共鬥模式(fragile modus vivendi)。金融戰、經濟戰、網絡戰,這些「明戰」不在話下。思想戰、資訊戰、與論戰,這些「暗戰」更為難防,也是新時代結構的產物。難防原因,正因為若只懂得正面「反擊」這些思想、資訊、輿論層面上的攻擊,則只會墮入設陷阱一方的圈套,成全其中的抹黑及污衊。太極的「四両撥千金」及詠春「寸勁」,教會我們必須縮窄距離、在應用力時用力,在應迴避及沉住氣時忍讓,方能在戰略層面上取得真正勝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在急功近利及短視為上的政治氛圍下,這些回應,未必會得到體制中人、層層疊疊官僚的認可。再說,正因為「非熱戰」沒有熱戰所帶來的直接而明顯後果,所構成的生靈塗炭雖未必會在熱戰之下,卻並沒有那種即時性(immediacy)及顯然性(viscerality)。正因如此,「非熱戰」的密度、後果、覆蓋層面將會不斷地擴散,直至有足夠持份者能居中調停。

二、 政治身份意識形態,將會壓倒經濟主導的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與知識本質上乃是有着一種共生關係。所有知識理論或框架,皆包含着意識形態。千禧年代左右的世界政治,非常有趣。英國貝理雅(Tony Blair)將工黨從左翼拉回「中間」;美國克林頓將民主黨與商界利益徹底糅合,從而吸引原本的共和黨及獨立支持者轉而支持民主黨;中國在江澤民領導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社會經貿對口大幅增加,人均平均收入大幅上漲。以「三個代表」為根基的社會主義模式,配以具備資本主義特徵的經濟發展措施,讓中國走入世界、邁向經濟蓬勃,卻也同時讓國家出現了日益嚴重的社經不平等──直至過去十年,這問題才得到大幅改善。2000年前後,無論是俄羅斯、印度還是德國等的大國,皆在表面上看來較為「經濟為上」的領導下,偏向發展產業,以民生推進及經濟開放作為「千禧年代」管治的基石。

在這前提下,有的人說,千禧年代前後,世界政治開啟「去除意識形態」的過程,從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惡鬥,邁向以「悶聲發大財」的發展為上主義。這種以民生為基礎及核心的管治觀念,讓不同國家能放開心中那道刺,在「人民幸福」這終極目標下求同存異。有見及此,有個別聲音甚至認為,「意識形態主宰的年代已經過去,現在是講究經濟增長(或發展)的時代。」他們卻似乎沒有察覺到,其實他們也只不過是在為另一種意識形態在搖旗吶喊。所謂的「第三條路線」,本質上就是一種以個別經濟結果為目標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務實主義、貿易主義、全球化背後的國際主義,也是意識形態。問題從來都不是,「我們脫離了意識形態的操控了嗎?」──而是,「究竟支配着我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經濟發展主導的意識形態,確實在冷戰過後的三十年,逐漸取代了傳統(以宗教、精神、迷信(澄清:宗教並非迷信!)或以人物魅力為基礎)及政治(以政黨立場及分歧、國與國之間的領土及主權鬥爭等)意識形態,成為了世界的主流。身份政治、非經濟議題層面上的路線政治,這些種種皆成為了「次主流」──在主流媒體及論述以外持續悄悄發展,悄悄「起革命」,卻難以打破主流格局。這一現象,持續到約莫2016年──當年西方世界兩場選舉,一場是英國6月份的脫歐公投,另一場則是美國11月的選舉,結果皆對當時的菁英權貴構成莫大衝擊。原因很簡單:他們想像不到,他們心目中能確保經濟「馬照跑、舞照跳」的所謂技術性官僚,竟然會敗在民粹主義之下。卻豈料在這種「技術體制主義」下物質及非物質利益皆被忽略的人民,在他們眼中終於「受夠」,要投下他們手中的一票,對那種脫離他們平常生活、政治及道德觀念的菁英說「不」。而除了是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後果表達他們不滿以外,很多支持「脫歐」及特朗普的選民,投票意欲更多的是出於他們對「外來人口」、「外來文化」、「國際化所帶來的文化蠶食」等身份政治議題上的看法──這些看法固然有其經濟成份在內,卻更多是反映出一種以「我是美國人/英國人,不要移民/不是歐洲人」的排斥性對立心理作主軸的行為思維。由此可見,2016年,響起了身份政治(當中必然包含物質主義訴求,但絕不能以物質主義做蓋棺涵蓋)重新崛起。

隨着地緣政治的逐漸吃重,身份政治壓倒經濟意識形態這現象,只會繼續深化。地緣政治家不喜歡以經濟利益作為他們「入侵」或「捍衞」自身利益的公開理由。正所謂,沒有人會想別人覺得自己是只看着飯桌或金錢行事的功利主義者──哪怕事實確實如此。反之,普遍政客更多會傾向於以所謂的「價值觀」作論證及支援自身立場的理據。「復辟國土」、「民主自由」、「救助弱勢」、「反對霸權」,這些較為堂而皇之的理據,方能「放在桌上」,成為大國博弈之間的藉口與籌碼,同時為拓展軍事、金融、科技層面上的單邊勢力及主義提供合理化基礎。無論是本地選舉還是對外關係、國內政治還是國際關係,這些領域中的身份政治成份只會在未來十年持續吃重──反之,只談「賺錢」,而不談價值觀者,則會在國內外層面上皆有所吃虧。同時,若盲目跟隨別國的價值觀、以他們所提出的價值觀作為標榜及衡量自身定位的標準,則只會墮入他們所設的輿論圈套之中──在這些大風大浪的時候,真正要維持獨特自主性的國家,應當創造自身的輿論出來,而不是與他人進行正面交鋒,泥漿摔角。

三、動盪時代需要變通,靈活者方能生存

有個別朋友曾經問我,在這百年未見的大變局中,究竟什麼樣的國家,方能取得勝利?

我的答案很簡單──第一,我們必須摒棄所謂的「勝利」概念。世上難以有絕對「勝利」的國家──即便是後蘇聯解體的美國,當時全盛時期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單極勢力,其也不能被視為獲得絕對勝利。恐怖主義及其他新興勢力崛起,對美國霸權位置有着根本性的威脅。即便是強如漢朝或羅馬帝國,也並沒有在其所屬年代「勝出」大國博弈。絕對性的「勝利」是一個難以實踐理想,也並非世界所需的。第二,任何國家對國與國之間互動及博弈的取態,應當以「kiasu」(閩南語中的「驚輸」)為主調:不要輸!避免敗輸,比爭取勝利更為容易──後者是一個絕對性的概念,容不下相對的妥協。前者則是一個相對而共存性的構思:世上所有國家可以同時不「輸」,卻不能同時「勝出」。在這兩大前提下,真正能長期避免敗輸的國家,必須要無時無刻都更新自身的偏好及立場,從而確立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能避免毀滅性打擊 (existential risk)。

時代愈動盪,政治家便愈需要懂得變通。領導小型國家的,要懂得在強大勢力之間左右逢源,又或是將自身所構成的威脅清零,從而免於被捲入戰火之中。領導中等國家的,要不是要積極「不結盟」,便是要以各種形式的相互依賴,避免墮入連橫合縱的圈套及計謀之中,同時也要確保自身不向任何一方過度傾斜,從而失去免疫權──免受其他勢力攻擊的保護傘。最後,大國領導及政客必須在穩守安全根基的同時,將所謂的「底線」及「立場」按時勢有所調整,並不能為了一時意氣,一時固執,而斷送長遠穩定發展的能力及空間。在大國博弈之中,需要靈活度與風險適應力,讓國家能避免孤注一擲──比方說,被捲入自身難以負擔成本的戰亂衝突之中。太平盛世容許政客推動失去理智的「潔癖政治」(purity politics),以極端而鮮明的固定意識形態進行管治。亂世之中,真正的管治者必須懂得取捨平衡,以務實態度保障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靈活」不代表放棄核心原則。最近筆者在拜讀Sook Jong Lee所編輯的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with Middle Power Diplomacy: South Korea's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其中對南韓十分有趣的地緣政治取態及策略有着十分詳細的分析及描繪。套用馬克思主義術語,「靈活」指的,乃是在主要及次要矛盾之間,能有效地無間「轉換」,以爭取將國家利益最大化。無論是本地政治還是對外政策,政治家都必須以「靈活」取代「固化」,防止被對方按着他們過去的行為模式,對其進行算計。正如俾斯麥以上言論中所蘊含的原則一般,政客要適度地把握世「勢」,順流而行,如非必要,無謂逆流而行。能防止戰爭的,乃是靈活的妥協與克制,而不是罔顧現實的偏執。

四、 後語:未來崛起的新興行業──從事地緣政治者

隨着機械化的崛起,有不少產業正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人工智能化取代者,將來相信不限於所謂的「勞動力吃重」工業(包括生產、榨取、資源整合等),也有可能會包括法律、金融、教育等較為「知識型」的服務性行業。這些職業本質上具備非常高度的常規性,尤其以法律為甚。在此我必須澄清──我絕無意去冒犯或小覷這些行業的難度及複雜性,以及技術含金量。但須知道,技術性及難度與「能否以自動科技/人工智能所取代」並無必然負面掛鈎 (negative correlation)。反之,因為這些行業裏面的知識──即便多麼的複雜及多元──也能大致以程式形式輸入人工智能之中,又或能以人工智能進行大致的「估量」,去將其演算出來。

反之,主體涉及地緣政治的行業(包括,風險分析師、政治家、外交官、學者),有兩點特徵,是不能輕易地以機械或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正如哲學或社會學等較為看重思想構建的學科一般,地緣政治的分析框架乃是抽象而開放性(open-ended)的,並不能輕易地以一系列方程式所取代。單靠機械、摒棄一切不可量化或「方程化」的直覺(intuition),我們並不能有效地觸碰到或演算出人與人之間互動之間的決策及偏好。即便我們能以人工智能模擬出不同情況(scenario)的利弊因果,單靠機械,也不能告訴我們如何方能進行最為有效的應對──因為涉及應然的道德問題,並沒有可供輕易地複製及反覆沿用的規律。今天此時此地打仗,可能是滔天大罪。明日此時此地不打,則是更為嚴重的過失。人工智能能取代循規蹈矩的行業,卻未必能取代需要分寸及人性衡量的「地緣政治」行業。

第二,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點。外交又好、地緣政治又好,本質上皆離不開人。正是政治表面上的人性、政治家表面上具備的情緒及同理心,讓政治在我們社會管治及人與人互動之中佔有如此關鍵的位置。地緣政治的「大原則」,需要「小人物」來執行,也需要「觀察者」來做出精準而縝密的資料收集。單靠機械人,根本跟不上國際政治的複雜多變性。隨着地緣政治日益漸趨重要、政治博弈漸趨頻繁,地緣政治分析只會愈來愈關鍵。要自保,我們必須具備適當的基礎認知,方能在亂世中保命。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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