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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地緣政治的回歸(上)

4月28日,英國外相(也最有可能成為下任首相的)卓慧思(Liz Truss)於一個當地午宴上發表演說,表示「地緣政治經已回歸」(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她認為二戰與冷戰後的經濟安全秩序正在逐漸消逝,對所謂的「霸權」及「列強」主義的壓制並沒有二三十年前那麼牢牢鞏固。從英國的角度出發,卓慧思認為無論是來自於俄羅斯的侵略性軍國主義,還是中國的新時代集權主義,皆對英美等主宰的「民主自由秩序」構成威脅。在英國政壇眼中,中國經濟與軍事實力崛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英美歐在世界等國家的形象及影響力有相對下降,反映出「地緣政治」回歸的事實。所謂的後冷戰鐵幕體制(post-Cold War order),正在面臨存在性衝擊。

「地緣政治」這一詞,廣義定義乃是針對地理因素如何塑造國與國之間,以及相關的不同個體(包括跨國集團及多國組織、國內的政黨組織及政客、知識界的思想分子等)如何透過自身地理因素,構建及維繫政治互動。狹義而言,在卓慧思的演講之中,則是指國與國之間在地理因素影響及干預下,所發生的政治張力及博弈。前者視「地緣政治」為一學科;後者則是以「地緣政治」作一種借代,帶出背後的特定心態及現象。我這兩篇文章主要針對的是狹義的「地緣政治」。

一、西方大國遲來的覺醒

且讓我們先針對着狹義定義展開討論。「在這些種種國家的行為之下,地緣政治回來了!」──站在美國角度而言,對包括中國及俄羅斯在內的「非西方聯盟」國家持有此一判斷,其實並不難了解。美國政府實質管治合理合法性與其外交政策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當實質管治的觀感出現系統性危機之時,則要投向外事作為印證及鞏固管治威信的主要方法。

當年伊拉克戰爭,讓小布殊民望急升。九十年代美國在波斯灣的種種戰役,也為在冷戰結束以後的美國確立了一個新穎的共同敵人(伊拉克及其借代的威權武裝體制),讓美國在外事能維持着秩序守護者的角色扮演。

也許會令部分人驚奇的是,為何說以上這一番話的,是英國外相,而不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英國理論上毋須視中國為一個系統性威脅(將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如是看,尚情有可原;但中國並沒有對任何歐洲國家或英國構成直接軍事次威脅),也沒有必要就着這些非美國強國崛起感到如斯躁動不安。可實際上,脫歐後的英國在外交定位上並無他選:與其在對其有所排斥的歐盟及歐洲諸國面前嘗試維持藕斷絲連的外交一致性,倒不如善用英國仍存在龐大的軟實力,孤注一擲地鞏固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Special Relationship)?也正因如此,英國於2022年的外交觀,並不能與2010年代初期卡梅倫政府下的「中英黃金時代觀」,或貝理雅當年嘗試遊走在美國與歐洲之間相提並論。中美關係一日維持緊繃,中英關係相信也難以順利重塑。

卓慧思有一部分說得沒錯:地緣政治確實存在──但卻是一直都存在。所謂的「回歸」與「離去」,不過是一個相對主觀的評價。對於飽受新自由貿易主義剝削以及各種大型勢力在內煽動或挑撥離間的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國家,又或是在冷戰及後四分五裂和經歷體制轉型以至內部動盪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而言,地緣政治自1990年初期走來,一直都在──從來沒有消失過。能迴避地緣政治(又或是將其「外輸」至別處,繼續進行),是一種專利(privilege),更是一個對全球絕大多數人口而言難以想像的特權。

著名學者Edward Luttwak曾引用所謂的「大國自閉」(Great State Autism)一詞去形容其心目中的大國體制,在溝通障礙及缺乏對國際形勢的具體掌握下,所出現的系統性偏差問題。Luttwak嘗試把這理論套用在中國之上(這是一個很大膽也未必正確的假設),但筆者認為此一說法不應只局限於中國,更應被套用在被財閥及政治游說所牢牢掌控的美國體制,又或是長年累月受官僚主義及嘗試轉移民眾極端憤怒視線的英國之上。

「大國自閉」讓大國忽略了在其身邊甚至內部所出現的地緣政治燃點(flashpoint)與風險,同時把國家內在問題視若無睹,單純以為通過外交及國際戰略方針,便能成功轉移當地民眾視線及訴求。「大國自閉」下所出現的排外及國粹主義,會驅使政府嘗試將地緣政治衝突風險降低者,加以種種莫須有罪名(比方說,針對反軍事行動者,指他們「求饒」及「缺乏大局意識」)。這些判斷反映的是從現實到當權者之間,出現嚴重的溝通及認知隔膜這一事實。而即便今時今日世界各地領導人看不見或想不通地緣衝突所帶來的嚴重衝擊及效果,我們必須承認一點:衝突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與其說地緣政治「剛剛」回歸,倒不如說,國際局勢演變,如今已來到一個不容世上任何一個大國忽視或區隔排斥(firewall)的地步。要來的,始終躲不過。

二、歷史從來沒有終結過

有的說,「歷史終結論」正間接印證了「地緣政治」衰落結束。但須知道,歷史從來都沒有終結,也不會貿然終結。有關所謂世界往「民主自由」或「賢能管治」「趨向」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t)理論,本質上忽略了人與人之間政治及倫理互動的可變性及多變性,變相就着一些變化萬千的問題提出過度簡單的蓋棺定論。無論是黑格爾還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犯了這樣的毛病。過去30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多番提出不同版本的「歷史終結論」。九十年代初,福山以為柏林圍牆倒下、冷戰結束,乃象徵着民主自由經濟體制(capitalist liberal democracies)的最終勝利──而所有非民主自由的政權,其中包括沿用(新)威權或集權主義的國家、具競爭性威權政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states──可參考Steven Levitsky和Lucan Way於2002年合撰文章,又或是Levitsky跟Daniel Ziblatt 合寫的《民主怎樣死》(How Democracies Die)一書)、行使君主實權制等的國家,皆會朝着民主最終方向進行演變。

結果呢?民主自由國家數量並沒有在過去二十年大幅增多,而「第三浪民主化」除了在西方及一小撮後蘇聯解體國家以外,並沒有席捲全球。亞拉伯之春,套用Ziblatt的分析,是反映着一波失敗民主化的浪潮(突尼斯除外)。福山近年所引入的「前提」及「預設」愈來愈多,重新鞏固自身推論的成立度,也變相削弱了理論的應用度。即便福山努力地為自身論點辯護,我認為福山是嚴重低估及忽略了一個更為廣泛而具可信度的推論──那便是隨着冷戰結束,高速全球化(high-speed globalisation)正在全面展開。這也是《紐約時報》記者Anand Giridharadas在《勝者為王》(Winners Take All :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一書中所提出的觀點。冷戰落幕所帶來的最主要效果並不是「消極」結果(非民主體制永久崩塌,再也不能對民主體制構成衝擊),而是一個「積極」效果:世上不同國家開始投放更多資源參加國際組織及秩序,當中尤以商貿為主導方向。這些國家當中,既有傳統沿用直接或間接民眾選舉的社會,也有沿用集中權力管治模式的國家。

1990年之時,世界總貿易量為3.5萬億美元。在2020年,即便受到疫情所影響,世界總貿易量卻已增至17萬億美元──是接近6倍的增長。同時,國際外來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總額在過去20年不斷上升,讓不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也能從中獲利受益。

中國於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當年成功除了因為中國自身日益增加的經濟重要性,也與美國嘗試透過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對中國施展其心目中的體制性改造(structural overhaul)願景相關。

隨着美國及日本佔全球經濟的相對百分比持續下降,包括中國及東盟諸國在內的經濟板塊重要性在日益擴大。過去30年的人類歷史進程,並不是一個「民主制度」的勝利,而是「全球化」在橫跨民主與非民主體制之間的直線上升及終極勝利。經濟及金融層面上的全球化確實進行得如火如荼,卻沒有如部分理想主義者所言,導致專制政權的「終結」以及民主政治的「崛起」。反之,無論是中東還是俄羅斯,有不少非自由民主國家,皆在全球化之中「均衡參與」,獲取龐大紅利。

當然,也有不少聲音會向筆者提出質疑──為何我似乎是接納並沿用一套較為接近西方話語權及理論框架的「民主」理論,而不嘗試去思考民主的多樣性及多元性?西方民主,難道就是真正民主嗎?對此一批評,我會說──我今天批判的對象,乃是特定而牢牢扎根在西方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之中的「歷史演變會帶來(西方選舉)民主」。何謂民主,什麼不是民主,並非今天批判的對象。從一個所謂「民主化」角度而言,歷史並沒有終結──卻也許有所暫停。History has not ended, but it has paused.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至2019年,乃是現代全球化的黃金30年。至少從表面上看去,全球化確實要求不同國家將地緣政治層面上的分歧及訴求管控縮小,盡量不要讓國與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矛盾浮面,以達至以跨國合作的目標。黃金時期的全球化是一個建基於去政治化的契約──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抑或政治體制上有多麼大的差異,都要學會共處,更要將經濟貿易、金融交流置於首位──其他一切皆為次要。

三、全球化下「政治為次」是確實表象

這30年「黃金時期」的國際關係,具備三大特徵。第一,通過多邊及國際組織,不同國家嘗試透過建立、引述、沿用一套具備國際公信力的共同規矩及秩序,去化解她們之間的矛盾及不信任。從一個風險應對力(詳情可參見陳志武教授最新的著作)角度出現,這些具備有限約束力的體制,即便不能徹底將國家之間的歷史恩怨及現代衝突化解,也起碼能在這些燃點之外創造更多的共同合作及共識的空間。也正因如此,無論是聯合國還是世界衞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還是G20,甚至是較為區域性的東盟、歐盟、「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這些組織在過去數十年皆有持續鞏固及發展之勢,願景便是為了縮短及拉近國家及民眾之間的距離。

第二,只談經濟,不談民生。綜觀全球各地,在過去數十年最能夠維持自身政治平衡及公允力的,乃是能在物質及發展層面上為其民眾帶來一定富庶及實質結果的發展型政權──而不是構建出最堂而皇之意識形態的思想型政權。前者重視的,乃是將民眾生活水平提高、創造更多人民自我表述及實踐的機會、降低生活中所出現的不可預計風險。後者講求的,則是所謂的「意識形態」實踐,讓人民感覺到生活在一個價值觀及道德規範與自身有所相關的國度之中。在此讓我先反駁一點:與其說身份政治及「文化戰爭」在西方的崛起,是反映出「思想型政權」的崛起,倒不如正視這些浪潮冒起背後的原因,是因為當地政府並沒有好好地為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分配不對稱,做出妥善的應對及處置。

第三,直至數年前,姑勿論中西何方,全球各地的政商界菁英皆認為,隨着更多的貿易來往,國與國之間產生大型軍事衝突的概率將會持續下降。波蘭尼(Karl Polanyi)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便表示,國際金融融合,正是拿破崙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和平的關鍵所在。在Crashed一書中,Adam Tooze也指出英美歐的金融系統在金融海嘯前後的聯繫(connections),遠比中美之間互動來得深厚,卻並不代表中美之間並沒有就着這「貿易和平論」嘗試作出過努力。無論是胡溫體制下的「大國外交」,還是奧巴馬當年提出的G2(中美為世界兩大共同領袖),這些理論框架皆視全方位的經貿金融來往,為世界和平的首要條件。

四、當表面「去政治化」表象破滅時

在這三大趨勢下,以西方國家為首的中型或大型勢力國家,自然在外交戰略上把地緣政治的張力及矛盾置於一邊,視為次要的推展對象,但對於飽受西方另類「經濟殖民」,以及在自身盤算方面千方百計地推進更全面綜合實力提升的新興大國眼中,地緣政治並沒有「消失」,甚至愈來愈重要。

花無百日紅。有很多人對過去三四年國際關係急速惡化、地緣政治在西方大國從嚴重被「遺忘」及「邊緣化」重新轉化成首要外交任務表示詫異,認為這是「黑天鵝」事件。恕我直言,這絕非一隻黑天鵝,而是一隻大剌剌的灰犀牛。

第一,全球化為政權所帶來的「合理化」邏輯,乃建基於一個「紅利期」的假設──當全球化不再為人民帶來紅利,又或更準確而言,若人民再也不感受到自身能從全球化及「菁英」經營的經濟邏輯下獲得適當(贏得)回報,這點則會驅使他們對全球化產生強烈而難以扭轉的厭惡排斥。若人民認為現有的體制根本不是在服務他們,而是單純為那一小撮商家、金融家、投資者及政客背後的大財團所服務,又怎可能讓他們繼續相信國際化與全球化是唯一出路?

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歐盟還是英國,民粹主義及反國際主義在民眾內發酵、萌芽,乃是一個並非必然,但絕非意外的時代產物。

一旦「全球化就是經濟增長,增長就是人民想要的東西」這複式幻想有所破滅,要讓人民重新對經貿開放及金融連結重拾信心,是一項深具挑戰性的任務。為何美國人民硬是要把俄羅斯人民設為假想敵?為何日本部分人硬是要投向軍事主義,把日本帝國的惡行浪漫化?這些通通離不開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捉襟見肘等的現實。

第二,民眾欲望及取態並非單純由針對物質及經濟富裕追求所主導。對,從一個客觀政策制定角度而言,手停口停的人民,需要穩定的收入來源,也許需要長遠能讓其脫貧的方向。

但民眾主觀關注的,遠不止金錢及資源上的充沛。他們同樣關注,甚至更為重視宗教及價值觀層面上的契合──究竟他們是否生活在一個自身願意接納的社會秩序之中?究竟他們的政客有沒有嘗試聆聽其聲音?究竟那些「遙遠而不可觸碰」的遠方國家,對他們是否構成道德及理念上的衝擊?我並不是說這些議題比物質議題更為重要(我並不相信「後物質主義」是一個必定的不爭事實,對於很多在民主國家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貧窮戶,經濟及階層是關鍵的投票議題﹝voting issue﹞)──但我們必須記得一點:自由貿易所帶來的,除了經濟紅利以外,也是在文化及思想層面上對傳統秩序的徹底衝擊。

這些衝擊的「受害人」,並不會因飯桌上多了幾盤飯,便罔顧對他們來說更核心及值得捍衞的「價值觀」及身份,甚至所謂的「後物質主義」與「物質主義」之間的對立,根本上是一個偽命題──在互聯網及資訊發達的時代中,諷刺地說,我倒認為有不少人民倒退至一個「前物質主義」(pre-materialist)時代,儼然生活在原始社會中的部落族群一樣,只看身份及最為膚淺的形式價值觀表述,而不看實體對經濟及社會議題的立場及觀點。全球化的「去政治化」忽略了身份政治的根深柢固,也沒有為福利民生以外的議題做出適當的處理盤算。

第三,政治乃是一個既有需求,也有供應的市場遊戲。政客正正是這場遊戲的供應一方,民眾則是顧客。但在這個市場當中,由於政客數量有限,而他們之間的競爭也不能圍繞着所謂的價格(投票或基本支持價格理論上並不高)所展開,因而必須投向所謂的「獨佔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供應一方必須透過產品(思想或政策倡議)的具體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方能爭取到更多民眾的支持。

在此前提下,不能排除部分「商家」為了有效地確認民眾對他們所推銷的理念有所認同,而相互合作去構建出一個「壟斷論述」(dominant discourse),將不符這論述的競爭對手排擠在外。套用在今時今日的政治現實之中,為何綜觀全球各地,皆有不少政客高舉「國家利益」旗幟,將「全球化」扣上一頂又一頂的帽子?正是因為無論是舉行定期選舉的西方國家,還是沿用集權菁英制度的其他國家,箇中的政客都需要民眾(顧客)的支持,讓他們能順利壓倒對手,鞏固自身權力。在西方及已發展國家而言,過去數年不少政客開始遠離原本推崇備至的「全球化」及「開放經濟」,並選擇以「捍衞本土/國家利益」為名,行「反全球化」之實,也從而間接促進了在當地我們如今所看見的「地緣政治」回歸。

(狹義的)地緣政治從來都沒有真正的消失,所以所謂的回歸一說其實並沒有太多廣泛應用性。我們頂多只能說,其在部分西方或發達國家之間,在過去三十年表面上有所消減,但箇中的暗湧,以及在這些國家以外的世界,絕對是有增無減。下期,我們將會探討(狹義)地緣政治在經濟已發展國家之間「回歸」的後果,剖析未來走向。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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