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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

黃伯農

美國落實雙圍堵戰略的挑戰與限制

究竟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實施以「威懾阻嚇」(deterrence)為主的「雙圍堵」(dual containment)戰略時,會遇到什麼挑戰與限制?本文透過討論傳統軍事威懾阻嚇理論(deterrence theory),探討「雙圍堵」戰略的挑戰和潛在限制。

「1比3」定律的挑戰

核心挑戰是如何實際操作「雙圍堵」戰略?有美軍軍事謀劃者提出「1對3」的威懾阻嚇定律。傳統的威懾阻嚇軍事理論將「威懾阻嚇」定義為:行動者為了說服潛在敵人,若發動戰爭要付出龐大代價。換言之,威懾阻嚇理論實踐者的目標並非發動入侵或主動侵犯敵方,而是以被動防守,先行說服敵方不要發動入侵;一般有3個方法。

首先是「以懲罰去阻嚇」(deterrence by punishment):防務謀劃者嘗試說服敵方,若然侵犯我方,我方將為敵方造成巨大痛楚和破壞代價。

第二個方法是「以拒絕去阻嚇」(deterrence by denial):防務謀劃者嘗試說服敵方,若然發動入侵將以失敗告終和要付出沉重,這是因為我方具實力去阻礙敵方的攻擊。

第三個方法是「以絆線去阻嚇」(deterrence by tripwires):結合「以懲罰去阻嚇」和「以拒絕去阻嚇」兩法及目標,防務謀劃者派遣一支人數不足的「絆線軍」(一般稱「前向部署」(forward deployment of forces)到戰線,故意讓他們不能改變戰場上的軍事勢力平衡和不能阻礙敵方入侵攻擊。真正目的是透過絆線軍的壯烈犧牲去激發防守人口的集體憤怒,從而大幅增加軍事防務者的決心和戰鬥力,使戰事衝突升級至達到更大威懾阻嚇敵方的效果。

可是,軍事界和學術界對「以絆線去阻嚇」的可信性存在爭議。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線和冷戰時朝鮮半島戰事的經驗,「以絆線去阻嚇」方法未必成功。

然而,軍事界和學術界對如何有效達到阻嚇效果有共識,這取決於對峙雙方地面部隊之間的數量對比;一般稱「軍力對比分析法」(force ratio analysis)或「軍力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of forces analysis)。美國攻勢現實主義理論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於是提出「1比3」阻嚇定律。

簡單來說,若防守方要達到成功阻嚇敵方來犯的效果,守方軍隊必須能在「已準備好作戰位置」和「設防築城」方面駐上不能少於敵軍人員數目三分之一的士兵人數、裝甲戰車和大炮數量。

冷戰時北約對蘇聯軍人、坦克和炮兵比例便一直維持於1比1.2、2.5比1和2.8比1的水平,未低過1比3的阻嚇定律比例。反觀近年北約聯軍在波羅的海國家的駐兵數目比例,都低過1比3的水平。

為了達到1比3阻嚇軍力比例,拜登政府除了要加軍費派遣更多美軍到歐洲之外,也將要求北約盟友增加駐兵到北約常規部隊,才可有效阻嚇俄軍再向西推進。

「1比3」阻嚇定律亦有其局限性。首先,今年2月底爆發的烏克蘭戰事反映,雖然俄軍沒有派出超過烏軍人數3倍的軍隊到戰場作戰,俄軍對烏軍的比例也不及2比1,但俄軍已佔領相當大片烏國領土。這可能跟設備裝備較落後的烏軍不能得到北約聯軍直接支援有關。

印太戰線較歐洲複雜

另外,雖然「1比3」阻嚇比例可應用於歐洲戰線,但是印太區的戰線則呈現更多和更複雜地緣因素,也涉及海面、海底、空中、網絡、科技和太空等領域,使以地面軍力為計算基礎的「1比3」定律不能完全被應用。米爾斯海默也曾警告,這定律只能應用於地面戰場。

因此,我認為美國國防部要求所加的軍費主要是用作應付北約在歐洲對俄國的強化部署所需。若要在印太區實施有效阻嚇中俄的能力,美軍增兵至「1比3」比例將加大美軍費用負擔至過度伸展,盟友們也未必會認同有此需要。

再者,雙圍堵戰略所引發的戰略討論對歐盟所推動的「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也帶來潛在影響。美國的雙圍堵戰略,試圖將以兩極化對抗為組織基礎的跨大西洋軍事聯盟,覆蓋到已呈現多極化的印太區之上,也有將歐洲安全與印太安全綑綁在一起之嫌。美國自然要求歐盟肩負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之「戰略責任」(strategic responsibility),而非認同以歐洲安全為中心利益的「戰略自主」路線。

可是,歐盟已成為中國和印太國家最主要經貿夥伴,也要顧及與俄國關係,規避與俄戰爭風險。在北約過度擴張的爭議壓力之下,「戰略責任」之說只能被歐盟於保護歐洲安全的前提下,部分接受作為對俄國政策。換言之,「戰略責任」不會被歐盟完全認同應用到印太區之上。可見雙圍堵中的「戰略責任」概念與歐盟想達到的「戰略自主」目標有所牴觸。

總括而言,美國要在歐亞邊陲地帶落實「雙圍堵」戰略存在不少挑戰與限制,這些挑戰限制也正增加美國過度伸展的風險。我認為美國社會有需要討論如何面對和適應世界正趨向多極化的現實,不是一味想透過兩極化對立手段去維護美國全球單極霸權。

今天的全球多極化局面是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進行開放改革,以及蘇聯解體後美英等國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經濟轉變結果。在自由主義的過度樂觀主義之下,三十多年來美國等向全球各地輸出大量工業和經濟產能,自己就轉營金融業和科技創新。

近年美國經濟和社經矛盾出現嚴重問題時,嘗試在短時間內透過貿易戰、重構供應鏈、金融制裁、顏色革命和威懾阻嚇等綜合地緣圍堵戰略,去改變經濟相互依存和產能在外的事實,並不現實,最終仍要回到國際合作和加入命運共同體的大家庭之內,美國才可與歐亞大陸真正地融為一體。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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