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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7日

丁望 思維漫步

悼念倪匡大哥 沙翁非糖不甩

借用唐宣宗(810-859)悼白居易詩句:「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悼念自由派作家倪匡(1935-2022)。敬佩其文章廣泛流傳,時評名言聲聲入耳;也表達對他離世的悲戚之情。

金庸和高陽 倪匡科幻熱

在全球華人社會,名作家作品傳播最廣的一群,有寫武俠小說的金庸(1924-2018)、寫歷史小說的高陽(1922-1992)、寫科幻小說的倪匡等。前兩位是我的前輩師友(高一輩),倪匡則是同輩的年長朋友。有幸與他們交往,是愉快的人生經驗。

他們都有豐富的專業成就,還有人生經營的碩果。

金庸不獨以武俠小說吸引大量讀者,還是報業經營、房地產投資名手和電影編劇、導演;高陽既是精寫歷史小說的「高陽酒徒」,還能「杯酒相陪」寫嚴肅的大報社論;倪匡是寫作的「多面手」,武俠、科幻、劇本無不暢銷,以「沙翁」之名寫時評,讓讀者有痛快之感,又能篆刻(送印章給朋友),還是貝殼收藏家。

倪匡於7月3日離世後,各地能「自主」的華文報紙,都有不小篇幅的報道。在香港,《明報》於7月4日以第一版全版篇幅刊出特輯;《信報》內頁有報道,並在頭版刊「提要」;在台灣,民營大報《聯合報》的報道篇幅最大。

香港報紙《星島日報》也在頭版大篇幅報道。

外國的網絡平台,如英國的BBC、德國的德國之聲、法國的法廣網、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等,均有報道或評論。

讀者的網絡留言挺熱。有的情傾倪匡的科幻小說,有的讚賞其時評;自稱愛國者或毛左者,則抨擊他「畢生反共不愛國」。

電車彎道旁 客座有場景

初識倪匡,時在1966年初,是56年前的往事了。

地點,在銅鑼灣禮頓道《明報月刊》編輯部,窗外的彎路上有電車站。

當時,金庸創辦《明報月刊》並任總編輯,我是他手下兩位編輯之一(另還有一位助編兼校對)。在拙文〈一九六六年的金庸:電車彎道上的早期《明報月刊》〉(刊《明報月刊》2018年12月號),我寫道:

「在二樓三百多呎的編輯部,每天聽到電車走動之聲和到站的噹噹聲,嘈雜中別有一番『電車風情』……另一桌子靠裏面的牆,是倪匡的『客座』之位;他是金庸好友,每天下午到編輯部寫私稿(他因小孩年紀小為避嘈而來),寫完便回百德新街寓所。他快人快語,與我們常有嘻嘻哈哈的『場景』。」

在早期《明報》(1959-1969)的職員、主要作者群中,倪匡、胡菊人和潘粵生等大我5至7歲,是老大哥;林山木(行止)小一些,我又比山木小兩歲。

這群朋友中,我是比較小的一位,從認識那一天開始,倪匡就叫我「小丁」,而且傳開了,連報館外知情者也叫我「小丁」。這暱稱,叫了大概20年。

早在認識倪匡前,就讀他在《真報》的時評。

1963年開始,他在《明報》副刊發表小說;我自1965年開始在《明報》的〈自由談〉版發表連載稿,1966年起在要聞版(第1版或4版)寫〈本報特稿〉欄的時評,後來在副刊兼寫〈北望神州〉欄。

因為文字關係或金庸交辦的事,與他有過一個時段的交往。1967年某一天掛10號風球,我與菊人沒有船過海,他提議向倪匡借宿,獲倪匡夫婦熱心款待,在沙發上睡了一晚。

寫小說活埋 沙翁時評熱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前,先後在友聯研究所和《真報》任職,受《真報》老闆陸海安器重,與菊人是友聯的熟人。

他以「衣其」之名發表的時評,多有批評大陸現實生活,頗受有過「苦難歷程」者歡迎。

他在何東家族的《工商日報》發表短篇小說〈活埋〉,描寫土改時(1950-1952,「老解放區」在1947-1949),鬥爭地主等「階級敵人」的殘暴。

這是寫實主義的作品,再現土改的場景。但是,不聽「逆耳話」者,以「反共」的政治帽子貶抑寫實文學的價值。

在倪匡之後幾十年,武漢名作家方方出版長篇小說〈軟埋〉,也寫土改時地主及其家屬被活埋的事。

「掃地出門」和活埋,是土改時常見的事,1980年代的解密檔案、回憶錄中有不少記載。

官方刊物《百年潮》提到朱德太太康克清「給飯吃」的事:「(河北)分田鬥地主,地主的小女兒沒飯吃,餓得躲在角落裏直哭,康大姐把她拉過來給她飯吃,說孩子沒有罪」(2011年11期22頁)。

《炎黃春秋》記述山西婁煩縣土改實況:「開鬥爭會時,用來燙人的炭火、火柱、熨斗、鐵鍬等是必備之物……有的村莊,對年輕漂亮的地主女人,作為勝利果實分配,有的女人不堪凌辱自盡。」另一文記述湖南土改的暴力:「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

倪匡在《明報》寫專欄,往科幻、武俠方向發展,不再寫〈活埋〉一類的題材,但仍然關心社會現實,署名「沙翁」的〈皮靴集〉(後改名〈赤足集〉),就是這一類的時評。每篇200字,雖短小卻寫得痛快,甚受讀者歡迎。

有人以「沙翁」筆名調侃他以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自比,這是望文生義的胡猜。倪匡告訴我,沙翁本是食物名,其女喜吃這種黏滿沙糖的甜點(又名炸蛋球,不是糖不甩),故自稱「沙翁」。

遠離統戰飯 未赴中秋宴

19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嘗試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到下鄉知青回城、大學恢復招生、城市國企改革、開放私人僱工生產,改變了毛文革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僵化狀態。

中共對香港、台灣的統戰工作,也有些「靈活性」的轉變,金庸獲邀入中南海作客。金庸原想帶倪匡去,北京方面也回答可以,但他必須接受嚴密「安檢」,他自然不會跟着去。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1916-2016),也展開前所未有的「邀宴」活動。1984年9月,他邀請一批過去沒有或很少交往的文化界人士,參加在銅鑼灣華都酒店27樓的「中秋宴」,主客是電影大亨邵逸夫,也邀請倪匡和我等聚會。倪匡和我均未應約,覺得「不吃統戰飯」可以輕鬆一些,不必「欠下人情」。

有人說,許家屯的「統戰宴」很成功,有赴宴者讚招待周到,後來又有哈密瓜之贈。最成功的,是邵老闆與北京關係熟絡了。

早期《明報》的年輕人,不乏自由派。對於追求並守護自由(特別是言論、思想自由),秉持擇善固執的取態,倪匡是其中的一位。

自由之生態 才華之飛揚

1983年,他在一部小說中流露了對自由消失的憂患意識:

「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無知的行動,可以令大城市徹底死亡。不必摧毀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大城市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一樣,但只要令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它毀滅死亡。」

小說中還有「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其他自由」的「警句」。讀者把自由的可能消失,視為倪匡的「預言」。

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對社會可能「突變」的認知和判斷。這種判斷,與人生經歷、良知息息相關。因有不自由的歷程,刻印在記憶屏幕的場景不會磨滅,對自由的可能消失便多一份警惕(或者說少一份對未來的幻想)。此外,社會觀察和思考能力強,也讓一個人有是與非的思辨。

能在全球立足的國際文明城市,其第一生命線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自由和法治如果衰退或消失,國際文明城市的生命便枯萎、消逝。倪匡對自由可能消失的憂慮,正是對人的「個體性」和自由的執着。

加拿大阿爾伯達省大學東亞學系榮休教授梁麗芳,接受媒體訪問時稱倪匡不畏權勢,「對過去的一些歷史有很尖銳的批評……不是捏造……他真心地勇敢地說出來,這就是文人的真誠和坦白,很敬佩他這一點。」

卑詩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丘慧芬,稱倪匡「是很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她說:「他的成功,真正反映當時的香港具有高度言論自由、處處充滿機會……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和理念就是,你只有在一個真正自由的環境中,你才能把人的潛能充分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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