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5日

一條直路?不作他想?

上周的附圖，需要進一步闡釋一下。那幅附圖【下圖】──典型的廣東橫柵木門，小孩頑皮爬玩，其中一個把頭伸進木柵之間，卡住，無法回出來。這是筆者多年前在廣州遊客步行街口看到的一座大銅雕。當時就被吸引住。好奇，往前一看，下面的標題，居然是「勤有功，戲無益」。馬上思想澎湃，太絕了！這座銅雕，可以說是典型的南方生活寫照，也是非常生動地捕捉了那孩子的窘態。若是在西方，那是一座精采的寫實藝術品，孩子們的神情栩栩如生。但是中國的文化習慣，即使是藝術品，必須要言之有物，也就是要「講道理」，於是「勤有功，戲無益」，變成了一個警世的作品。

上周引用這張圖片，是由於文中正在探討遊戲。也就是「戲」，是「無益」而有害的。意思是：「你看，貪圖遊戲，就會如此陷入窘境！看你還敢不敢？」而「戲」之「害」，不止於此，更重要的是偏離了「勤有功」。

「功」者，用功、功課，必須是不斷地、毫不分神地勤奮。遊戲與用功，是對立的。這與今天的提倡兒童遊戲（play），成人的「工作與娛樂平衡」，剛好相反。因此覺得這幅照片，應該與讀者分享。

科舉仕途一條直路

總覺得，中國人用功、勤奮讀書，科舉是動因的源頭。科舉是一條「可望可即」的階梯。讀者若還記得去年本欄（2021.5.28）提過的Helen Tupper與Darah Ellis的TED Talk，就是把傳統的「事途」（career path），形容為一條可望可即的階梯。筆者演講引用的時候，形容這是「一條直路，不作他想」。而現代社會裏的「事途」，卻是難以預計的「繞迴」（squiggle）──每天都可以有新的挑戰、新的目標、新的興趣、新的窗口、新的希望。不要怪人的「多心」、「不專一」，而是社會變得不穩定、不確定、碎片化……在電視上看到有從事招聘的，認為日本僱主「不喜歡對方不斷轉工」，在現代社會，即使是日本年輕的一代，難呀！

在科舉時代，這「事途」也是「官途」，稱為「仕途」。「士」與「仕」兩個字，兩筆之差，讀書與當官，連在一起了。事實上，那年代，考取「功名」是社會上升的唯一途徑。門生用功讀書，也是「一條直路，不作他想」。

然而，從「士」到「仕」這條直路階梯，從孩提「開蒙」就開始了。廈門大學專門研究科舉的劉海峰教授，曾經引用白居易的句子：「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白居易生於唐代，他五歲是公元777年。1921年，已經沒有了科舉制度，但是家父三歲「開蒙」，與白居易幾乎一樣──《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家父在回憶錄裏說：「儘管不懂內容，先生要背書，就得死記。所好有韻，讀起來還順口……」後來開始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還兼讀《幼學瓊林》、《幼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左傳》、《古文觀止》……也是三歲開始學毛筆書法──描、摹、臨，小字《黃庭堅》、打字《多寶塔》、《九成宮》。那是11歲轉到揚州中學念小學四年級之前所學的。現在看來，有點不可思議。

家父形容當時的情形：「不知道是他（先生）的水平低，還是我的水平低，總是引不起我的興趣。但我的記憶力強，儘管不懂，背書時仍滾瓜爛熟，從來未被罰用戒尺打手掌。」雖然沒有了科舉，人們仍然把讀書作為孩子奔上功名之路唯一的、當然的、絕對的手段。而作為兒童，沒得選擇，不由分說就送上了這「一條直路」，沒有「他想」的餘地。套用今天的話來說，那是不折不扣的「生涯規劃」，是最原始的，而又最坦率的、最直接，也是最極端的「生涯規劃」。

人生事途峰迴路轉

不是說「十年寒窗，一朝成名」嗎？查看資料，歷史上最老的門生是廣東人，102歲還考鄉試，還由曾孫護送。另一位也是廣東的，李煒，99歲，不中，乾隆皇帝也許是讚賞其鍥而不捨，「賞給舉人」，類今天的「榮譽學位」。這都是極端的例子，但是五六十歲還在應考的，比比皆是。他們的一生，就是準備考試，就是一心要考取功名。你說，這不是「一條直路，不作他想」？用北方話來說，就是「死心眼」。否則，如何捱到九十、一百歲？

不可以用現代的眼光，去審視古代的事物；「此一時，彼一時」也。但是時移世易，也不可以把古代可以理解的，作為今天也作為合理的。甚至不可以把三十年前可以理解的，作為今天也要遵行。下面舉幾個例子。

一位青年，音樂頗有天資，念完中學，立志到英國追求她的音樂夢。到了英國，疫情影響，發覺音樂的出路凋謝，即使疫情之前也有些不景，內行人認為近期內復原無望。不得已，她轉而念了一門專業。這是被迫轉移，也可以說是對現實的適應，雖然與原來的夢想距離很遠，但是相信她也不會放棄音樂。

網上傳來，一位律師樓秘書，因為家人常說「室內工作沒那麼辛苦」，植根心中，考了證書而入行。漸漸覺得這是一個「既不喜歡、工時又長、壓力又大、決不能做錯」的工作。做了20年，35歲，毅然辭職。想起小時候很熱中參加講故事比賽，於是由學習冥想開始，認識自己，進行「心靈排毒」；又去了埃及學身心靈。前後花了4年，「發現自己最想做與治療有關的事」。終於進了院舍，做職業治療師。「做了這份工後，好像將我的潛能慢慢逐些unlock。」當年家人一定是出於善意，但是不經意地弄成了一個綑綁了她20年的枷鎖。從不經意的服從，到自覺的尋找，這也許是不少人在「事途」中遭遇到的。這不是客觀環境所迫，但卻是對於自己「潛能」的探索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前面對辦公室工作的厭煩，正是這個探索過程的起點。沒有這段工作經歷，也不會有後面的探索。而這種探索，絕非在學校裏面，填寫一份性格量表就能達到的。

人到中年第二曲線

也是網上傳來Arther Brooks的故事。也是音樂天資甚高，吹圓號，跟過不少名師，在比賽中經常得冠軍。19歲，大學退學，打算進入頂尖的交響樂團。突然，他覺得自己的演奏愈來愈不如意。無論如何加強練習，都無補於事，甚至每下愈況。轉而教授音樂餬口。同時進修遠程課程，想不到卻找到了新的前途，現在是哈佛商學院的教授。他認為，人生到了中年，不必緬懷過去的光輝業績，而要勇敢地進入人生的「第二條曲線」（Second Curve）。他的研究，列舉了許多出名的音樂家、運動家以至學者、工商業翹楚，都會遭遇同樣的挑戰；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因而失敗的例子。我們不一定要全盤接受他的理論（fluid intelligence），但是在事業成功的一刻，預感會需要進入「第二條曲線」的，也許不多。但是，也有不少在成功時候，急流勇「轉」，迅速掀開新的一頁，也大有人在。

以上三個例子，一個是由於社會變化的客觀因素，一個是因為個人的內在因素，一個是關於成功人士的「從頭越」。都說明，人生的工作前景，不會是「一條直路」。回到本欄數周的討論，在就學階段，就要青少年確定「一條直路」，從而「不作他想」，對他們很不公平。這「一條直路」的目標，都是不切實際的。要他們去確定這種目標，從而據此生活，是耗費了他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