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6日

方舟 泛舟論章

香港也需探索自己的新資本主義道路

本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新資本主義大設計》的文章，對日本和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提出若干批評，並提出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漲工資」加強經濟分配，務求為日本的資本主義模式帶來制度性的變化。

岸田文雄當然並非第一個提出經濟改革的日本首相。2012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亦提出「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即通過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擴大國家財政支出和促進民間投資，以求刺激日本經濟發展。

安倍晉三執政近8年的時間內，日經平均指數由10000點以下攀升到20000點左右，升幅超過一倍。然而，過去8年的時間，日本的GDP卻一直徘徊在4萬億至5萬億美元左右，物價亦沒有上漲，經濟活動缺乏創新活力，處於幾乎停滯的低速增長期。「安倍經濟學」的效果類似歐美國家的量化寬鬆政策，股市迎來較大升幅，然而其他方面的數據則反映國家經濟增長有限。

日本檢討西方制度缺陷

「安倍經濟學」的改革措施主要在財政及貨幣政策工具層面，而岸田文雄則把它提升到制度層面的改革。岸田早在上任伊始已拋出「新資本主義」的口號，對比「安倍經濟學」，岸田並非通過提出新的政策工具為日本的經濟發展帶來改變，而是將其改革願景提升到國家經濟制度的層面。

岸田文雄指出，日本的制度正受到來自國內和國外的挑戰。所謂內部問題，即日本的資本主義制度以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模式為基礎，因此以同樣面對「對市場的過度依賴而導致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貧困」，以及其所造成國內分裂的問題。外部問題，即日本面臨來自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和挑戰，因此需要升級自己的資本主義制度，提升國家經濟實力。

岸田文雄的口號宏大且理想，但日本是否真的能夠走出一條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並實現岸田的「新資本主義」模式，將面臨很大的挑戰。

事實上，日本的經濟發展需要面對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除了因人口老齡化和人口下降導致內需不足以外，日本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所掀起的數字經濟發展中亦明顯滯後。

八十年代，日本有一大批坊間都耳熟能詳的公司，包括日立（Hitachi）、索尼（Sony）、佳能（Canon）、東芝（Toshiba）等，然而這些企業的國際影響力在過去十幾年亦大幅下降，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日本在某些具體領域的技術和工藝仍屬於全球先進水平，但當下的日本缺乏可以真正引領全球產業的大型公司。這表示日本的大企業並沒有過去一樣成為引領者，反而在互聯網到數字經濟的發展浪潮之中成為落伍者。

重新審視自身發展模式

如果我們從更宏觀的歷史視野來看，在全球近200個非西方經濟體中，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躋身而被西方視為「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上只有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韓國和台灣的人均GDP也是在近幾年才剛剛踏上3萬美元的門檻，因此並未完全被西方國家視為發達經濟體。

新加坡雖然已被視為發達經濟體，但礙於其獨特的政治制度，在眾多國際資本主義制度中，基本上只有日本和香港能夠被視為「符合西方發展道路」的成功「模範生」。而曾堅定自己「脫亞入歐」道路的日本如今亦提出要反思自身的資本主義道路，雖然岸田文雄的「新資本主義」構想未必能夠成功，但香港未來應探索何種資本主義模式仍十分值得我們反思。

西方的制度對中國構成正面衝擊已有將近200年的時間，而香港作為聯繫國家和世界的窗戶，亦在其中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然而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美全面競爭的國際環境，以及經歷了2019年的修例風波之後，香港務必重新審視自身發展模式，並就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在國家和國際兩個層面的定位作出更清晰的認知，更需要就自身經濟發展制度作獨立的探索，不能再單靠模仿西方模式。

香港一直被視為經典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過往政府的經濟政策亦似乎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為主要原則。但實際上，香港政府在某些資源領域直接控制或參與管理的比例則相當高，土地和醫療這兩種重要的社會資源就是明顯的例子。

在香港，每年釋放出來的土地供應量完全由政府所控制，而目前高地價以及高樓價格局正是在這一政策條件下客觀形成。

住房方面，由政府興建的房屋單位所佔比例之高，排除新加坡這個特例以外也是屬於世界罕見。醫療衞生領域亦然，雖然註冊醫生在公立和私家醫院執業的比例約為5:5，但公立醫院提供的住院服務承擔了全港九成人口的需求，這情況與過度依賴商業醫療保險的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因此，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中，部分資源由政府高度控制，但在某些領域則相對放任由市場機制自行調節。這種「混合體」的資本主義模式有其優勝一面，但運行到今天亦浮現不少問題，包括在土地房屋、產業結構等方面的深層次矛盾，亦同目前的制度模式有很大關係。

調節政府與市場關係

目前，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很重要的反思和重構的關口。而香港未來要怎麼走亦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搬照抄」，我們必須探索符合香港特點和自身需要的資本主義道路。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反思兩個重要議題。

第一，政府的功能角色，尤其是如何調節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全球正在面臨資本——勞動關係失衡及其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問題，香港也不例外。過分依靠英美金融資本主義模式只會加劇貧富懸殊的問題，而在「合理分配」的同時又要「做大個餅」，必須讓香港的產業結構更為均衡，創造條件讓社會在「一次分配」中可以相對更平等地分配經濟資源。

第二，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背後的政策和歷史意義。香港人必須意識到，我們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發展和探索的意義並不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之內，同時也屬於中國國家發展道路的重要一部分。香港的資本主義實踐同時也是「一國兩制」作為國家政策的實踐，而當中的探索成果，不僅為國家也將為人類未來的發展道路帶來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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