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1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修、齊、治、平」新議

連續七周探討情意學習，固然是因為最近的許多教育論壇，都不約而同聯繫到情意學習；但也是承接了本欄關於思維方式的討論。一方面情意學習是關於「人」，超越「物」（知識、技能）；另一方面情意學習是總體性的個人體驗，很難單靠分拆性的細節與步驟而達到。

不過在一些社會文化，總覺得教育不外是知識與技能的獲取，是可以通過具體的培訓而達到的，以為培養「軟能力」就等於情意的養成。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有溝通能力，有責任感，不也就是情意的養成嗎？」筆者的反應很簡單：即使有了很強的溝通能力，有責任感，還不一定就有積極的人生態度，也不一定有健康的價值觀。」

「教育2.1」的倡議（2016）「人的素質」有四個層次：學養（知識與技能）、修養（「軟能力」）、態度、價值觀，仍然可以作為教育目標的參考。這也許是現代香港對中國傳統「君子」概念的闡釋。香港的社會文化，跨越中西，既以「人」為核心，但又不忘「物」（學養）；既有「素質」這個總體觀念，但又不缺分析性的四個層次。

實際上，社會文化的差異，也不一定是絕對的對立。例如「全人教育」（All Round Education）在西方也不斷有人提出，本來也是一個概括性概念；只不過一旦付諸實施，很容易變成項目的羅列。像上周提及的「正向教育」，很容易被人接受的，是24項性格強項，或者是六個方面：正向的目標、情緒、健康、關係、成就、投入。這些都沒有錯，都是好的學習方向，但是每一樣都做齊了，還不能算是一個總體正向的人。

環顧東亞，日本的教育改革，總目標是「熱愛生命」、或曰「熱愛生活」。目標的下一層是「為全球而行動的能力」，再下一層是「合作思維與解題能力」，最下一層是「基本素養作為思想工具」，也就是「文字、計算、科技」。細看下來，是從抽象的目標到具體的目標。最後的基本素養，其實與美國的「讀、寫、算、STEM」基本一樣，但是都是為了服務更高的目標。這些基本素養，雖然也是教育的入手點，但不是教育的出發點，也不是教育的目的。他們看教育是從宏觀出發，也是以宏觀為目的，從而引申出具體的目標，再分解出明細的基本素養。也是從人的生命觀為出發點，以培養生命觀為目的，而不是從技術性的能力為起點與終點。

情意學習 旨在修身？

再環顧其他「筷子社會」的目的，都是以人和價值觀為出發點與目的，是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再引申到具體的能力。韓國：獨立的人、聰明的人、優雅的人、民主公民。新加坡：自信的個人、自為的學習者、主動的貢獻者、熱心的公民。台灣：終身學習者。中國內地：全面發展的人。

除了以「人」為中心，從宏觀目的出發這兩點，還有一個特點，都有集體、社會、國家作為教育的背景。近年在西方興起的種種情意學習，從廣義來說，也是為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也可以說，都是類似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框架。而這，在十九世紀興起的現代學校教育，這並不是主要的關注點；核心的關注，還是在工作中的表現，也是勞動力與生產力的關注。

推論：情意學習，基本上屬於「修身」的範疇。例如關注和處理自己的情緒，可以看成完全是個人的修養。即使是涉及別人的自律、關愛、感恩，也可以看成是個人的崇高境界。假如放在「修、齊、治、平」的框架，也會有不太一樣的意義，與現代生活與社會吻合的意義。

家庭觀念 面臨變異

「齊家」。在所有目前看得到的教育目標框架裏面，甚少涉及「家庭」。過往工業社會的發展趨勢，家庭的角色逐漸減退。在盎格魯─撒克遜社會（大致是英語社會），尤其厲害；父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都會相對獨立；子女長大了，就彷彿與家庭的關係不再重要，與拉丁裔的社會很不一樣，與東亞「筷子社會」的形態更是很不一樣。疫情給我們的啟發，當社會逐漸迅速碎片化，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有逐漸回歸密切。

存在已久的，是老年人的安頓問題（社會照顧，還是在家終老）；現在出現的，是在家工作的趨勢。再加上學生「在家學習」、「自主學習」的份量必然愈趨增加；對於學生的成長，家庭環境（物質與氛圍）將成為重要因素。內地教育家朱永新在他暢銷的《未來學校》一書中，就提出：在科技發達、學習個人化的趨勢下，「王者歸來：家庭再次成為『學習中心』」。是有根有據的預測。香港在疫情停課的情形下，已經看到端倪。

因此，「齊家」應該有新的意義。不是為了原來意義的「管好家庭」，而是在新的社會生活中，如何建設自己的家庭。工業社會近百年的發展，家庭只是居處，有些人甚至把家庭只是當作睡覺的地方。孩子的教育，是學校的責任，選到好學校最重要。年老的時候，焦慮的是找一個好的終年之所。這裏面有許許多多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浮現。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與家庭的關係，應該在情意學習裏面佔一席位。

治世之途 重新認識

「治國」。近年的國際形勢，讓我們覺得，教育已經不能把國家的元素置身事外。雖然孫中山說過：「政治是眾人的事。」但並不意味人人都要成為政治家，都要活躍於政治生活。筆者做碩士論文（1983），深深被Sherry Arnstein 的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1969）所吸引。裏面的梯級，也許並不一定適用於美國以外的國度，但最重要的啟示，是政治參與是有層次的。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參與的角色。比如說，參與政治投票是起碼的；在澳洲，投票是強迫性的。最高的層次，是進入決策層。

「治國」也應該有新的闡釋。「治」，已經不是帝皇「管治」的「治」，而是維持和發展「太平盛世」「治世」的「治」。筆者認為，「治」，有手段與目的。手段服務於目的。現在有三種看法：一、達到「治」的目的，只有一種手段，堅信不疑，不必看結果；二、「治」，多種手段，都可以達到目的；三、手段，人類還在摸索與學習，要看是否達到目的。這裏的「手段」，也就是耳邊的「民主」。目前在香港，要認識中國，也許這是一個起點。要看現在的中國民眾，是如何生活的？社會是怎樣的？民眾是怎樣的心情？才能觀察到：「治」 的目的是否正在實現？才有可能對「治」的手段下任何判斷。

「平天下」。古代有征服天下，包括拓闊疆土，包圍國土，抵禦外侮的意思；當然也有「普天樂土」的隱義。今天來說，應該是「全球公民」的意識。雖然，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結果，有福有禍；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

但是假如不純粹看國家強弱、興衰、得失作為標尺，人類的大規模流動、溝通與互動，已經是人類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聯合。商業的互利、交通的發達、文化的交流、溝通的便利，已經打開了難以逆轉的局面。這個大局面，不會因為一時的地緣政治而消失殆盡，也不會因為政客們的偏狹擺弄而停頓。雖然Global Citizenship不絕於耳，在教育的層面其實還可以有更大的進取。對教育的挑戰，是如何在地緣政治的逆流中，超越政府之間的阻隔，在社會民眾之間建立友誼與信任。科技的發展，難以阻止這種努力。關鍵是要把這種努力，放進教育議程，並且形成全球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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