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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8日

李道

谷票很正常 棄投不陌生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周日投票。這是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建構「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後,所舉行的首次全港性選舉。相比今次選舉誰勝誰負,大家更關注的是多少人投票,以致投票率高低彷彿才是勝負關鍵。

谷票:地、時、郵、強

有了上述背景,導致政府推出任何谷票措施,都會馬上備受注目甚而遭人抽秤。可是,想方設法鼓勵更多人投票,豈非正常不過的慣性操作?

首先,以地點為例,選管會於全港各區廣設投票站,絕大多數選民只須簡單落樓,步行幾分鐘已可入站投票,其易達性正是行之有效的一大谷票措施。當然,對於部分居處遍遠人士來說,或許不得不乘車出外投票;日前多個公共交通機構宣布投票日免費乘車,就進一步為投票拆牆鬆綁。某程度言,這可能帶來反效果,例如會鼓勵市民選擇長途外遊而非投票,但做法到底降低了投票門檻,方便願意投票者更易投票。反正,不願投票的,有無免費措施都會不投。

本港投票時間之長幾乎冠絕全球,亦為願投、盡投大開方便之門。票站由早上8時半開到晚上10時半,正為忙碌的港人於上班前或下班後提供充裕的投票時間與機會。過去選舉常常出現的畫面,正是傳媒捕捉選民趁關門前飛奔票站的狼狽模樣,潛移默化曲線帶出,票站不宜太早拒人門外的印象。不說大家可能不知,與所謂谷票背道而馳,今屆投票時間其實不增反減,由此前7時半開始延後一小時,官方理由是為了善用公共資源、節省人手開支,只是輿論鮮少提及有關變動,大概因為這跟營造當局谷票的主旋律背道而馳──要補充的是,即使票站延遲開門,香港長達14小時的投票時間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除香港外,世界各地都希望谷高投票率,尤其在疫情下。美國去年的總統大選,便廣泛採用了郵寄投票,以免選民擔心感染病毒不去投票;與對上一屆大選相比,投票率就從55.7%提升到66.2%,郵寄投票無疑發揮了谷票效果,否則數字難免不升反跌。可是,郵寄投票難以核實選民身份,例如某甲可以冒充某乙郵寄投票;因此,敗選者往往更易抽秤,質疑選舉真偽甚至有人造票,今屆美國大選結果爭議還鬧到法庭層面。香港早前亦有聲音建議,疫下不如開放郵寄投票,特別是開放予未能回港的選民投票;然而,基於安全考慮,港府還是否定了郵寄投票,並退而求其次首度開放口岸投票。不問可知,要求選民親身長途跋涉來到邊境投票,無疑大大有違上文提到的票站易達原則,故此最終登記口岸投票者僅得2.2萬人,不單遠低於名額上限的11萬人,也肯定無法涵蓋所有滯留內地的港人。不禁要問,假如港府真箇谷票至上,何不乾脆效法美國經驗,採取粗疏的郵寄投票呢?

強制投票,更是谷高投票率的終極選項。環顧世界不少民主國家都有採取強制,由民主發源地希臘,到澳洲以及好些拉美國家均有此設。問題是,民主與自由到底應否兼容?民主選舉的選民能否享有不投票的自由?即使可投白票,強制前往票站投票也屬一種擾民。所謂「沉默的多數」,暗示了社會上不少人擁抱沉默自由,強迫別人表態從來屬於不自由的體現。港府之谷票並未包括強制投票,客觀原因既在於未有時間為此立法,故此不在谷票工具箱裏面;此外,中央完善香港選制時雖可一併引入強制投票,但對內地民眾來說,港人得享強制投票「權利」亦恐格格不入。但要強調,強制投票也非靈丹妙藥,就如強制打針一般,有人或寧願罰款都堅拒接種;希臘經驗正正顯示,近30年來投票率也在強制投票規定中拾級而下,國會選舉投票率從八十年代的逾80%,降至最新一屆不足60%。

棄投:不滿、素人、民粹

事實上,不單民主始祖希臘,世界各地的民主選舉皆見投票率下滑,下滑問題更非近年之事,而是持續好幾十年的長期趨勢。剛舉行完民主峰會的美國,儘管新一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按屆回升,但放長一點看,千禧年後的投票率一直徘徊於50%多,與二戰之後多屆企高於60%,十九世紀更一度高至80%相比,毫無疑問投票的人愈來愈少。歐洲情況亦然,當地以國會制而非總統制為主,其國會選舉的投票率亦持續下跌:英國的投票率於二戰後曾升逾80%,惟千禧後跌穿了60%,一直無法重上70%水平;法國上世紀中葉亦一度超過80%,最新則跌穿了50%。當中不得不提一個特殊例子:熱中公投制度的瑞士,單計今年已就13個議題公投,但如斯一個喜愛投票的國度,國會投票率同樣呈現跌勢,五十年代曾高逾70%,惟近年只剩不足一半人投票。

何以投票率普遍向下?西方社會並未找出答案;又或,因為民主已成信仰,以至沒有人敢發掘或承認箇中答案。

就單次選舉而言,民調機構仍有詢問不投票者的原因。對上一屆美國總統選舉由共和黨的特朗普大戰民主黨的希拉莉,這個當時被評為「鬥爛」的選舉,Pew的民調顯示最多人因不喜歡候選人或選舉工程而沒有投票,其次是太繁忙和無興趣。惟歸根究柢,這其實是對候選人不滿意,抑或對整個政治制度沒信心?在所謂「你不代表的我」同時,是否隱含了選來選去誰都不代表我的意涵?

此所以,早年全球掀起「政治素人」風暴,即選民們更傾向於投選無政黨背景的人,其反映的正是大家對原有政治架構的不滿,希望尋求新一條出路作為突破點──儘管民主選舉提供了政黨輪替的機會,但由少數政黨輪替卻到底改變不了既得利益者繼續控制政權的事實,分別只在由哪個既得利益者繼續得享利益罷了。

法國總統馬克龍正是此中代表,這位前銀行家當選時便為一位政壇新丁。另外去年以92%得票率連任的冰島總統約翰內松(Gueni Jóhannesson),其首次以39%得票勝選時只是一位諧星。諧星參政實非新鮮事,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市長也是諧星出身,另外現任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斯洛文尼亞總理沙雷茨(Marjan Sarec)皆然。軍人出身的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嚴格來說並非政治素人,但他參選時亦以素人自居。自詡素人一度是吸票聖藥,就連上屆台灣總統選舉,由「賣菜郎」韓國瑜到大老闆郭台銘,以至台北市長柯文哲都強調自己是「超越藍綠」的「白色力量」,目的正是與過往政府的腐敗割席。

投票率下降,絕對是民主大事;畢竟,如果說香港投票率跌,是反映港人對政制不滿,然則彼岸情況又何嘗不是?民主世界並無就此給出答案,更莫說願意正視問題,剛落幕的民主峰會亦沒例外,會議反而繼續一味高舉民主信仰,甚至僅作為美國拉朋結友或展示肌肉的場合,焦點並無討論如何引領民主朝更好方向前進──事實上,美國自身也陷於投票率下降的泥淖,國內民粹化和兩極化亦愈演愈烈。眾所周知,參選時作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勝選上屆總統正正受惠美國的民粹化和兩極化。

弔詭的是,兩極化無疑可以催谷投票,當地新一屆大選之所以投票率升,除郵寄投票外其正反陣營對立嚴重,也被視為背後一大主因;然而,這種情況下的投票率上升,又是否民主社會所樂見?社會二元或多元誠然是好事,但發展到兩極化則恐未必。

谷票很正常,棄投不陌生,放眼世界各地均為普遍現象;至於香港,坊間則認為這偏偏反映了新選制下香港特色民主選舉的不足。

一方面,民主的一條基本原則,是透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從而凝聚不同意見間的共識;惟新選制下,卻於入閘階段已把意見統一在「愛國愛港」的框架內,以致選舉再無什麼凝聚共識的空間與需要。簡言之,就是一場競爭少、矛盾低的選舉,無法好好反映真實民意;因此,所謂谷票,目的便跟前述為了廣納民意不同,被指僅為提高新立法會的民意基礎及認受性。

投票率高低 制度的好壞

另方面,其他民主地方的棄投,雖也是一種對制度不滿意和不信任的反映,但選舉涉及二元或多元競爭,不似坊間認為香港新選制限於圍內一元,個別議員的勝負基本分別不大,是故投票的意義也大大減低。比喻說,較諸一場決賽戲碼,友誼賽又怎能催谷球迷以至球員踴躍參與?兩極化必然有利催谷投票,反之一元化則注定門可羅雀。

現在的香港特色選舉制度,矛盾正在於此:一元性的規定,必致選情冷淡;只要選情足夠兩極化,則毋須谷票都肯定吸引選民參與。前文《選舉競爭與合作統一》(刊於2021年11月12日《信報》)提出,內地習慣統一合作的一套,不習慣公開的矛盾競爭,這跟香港及傳統西式民主選舉基本相反。但話說回來,投票率的高低,是否民主好壞的唯一指標?其中,如果投票率向下就等於壞,那麼西方民主是否也朝壞方向發展?道理跟兩極化下投票率高同出一轍。

優勢在統一而非對立

民主好壞、政制好壞,絕對有很多不同面向。進一步言,大家還須思考一個終極問題:民主究竟為了什麼?是為了將民意反映?是為了保障民本與民生?民主到底是個目的,抑或只是一個手段?就以賺錢為例,人們渴望的是財富累積,還是利用金錢來實現其他願望?投票率的高低,誠反映一個現象;有關方面與其糾結於此議題,不如致力把香港特色選舉制度的好處彰顯出來。議題制定(agenda setting)的操作,很多時會錯重點。香港特色選舉制度的優勢,肯定在於統一而非對立;如果這能達致善治,相信大家都會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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