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7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揭開「哲學政治經濟」的神秘面紗

最近拜讀《信報》欄友曾國平教授兩篇有關「哲學政治經濟」（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簡稱PPE）的文章，也勾起了我對大學本科時期的回憶──因為筆者當年在牛津大學彭布羅克學院（Pembroke College）修讀的正是這一科。畢業後，輾轉在牛津另一間書院完成了碩士教育，如今正在繼續博士學位──若無昔日三年寒窗的訓練，肯定沒有今天的我。有見近年坊間對此科的興趣也有所增加──王邦華教授更在恒生大學引入此科，該校是香港首間傳授PPE的大學。

有關PPE、牛津大學所提供的PPE科目和其他大學有何區別等的硬性資料──包括宏觀內容、畢業生、歷史等，大可在網上搜索，筆者也不在此多說了。今天想集中探討的是牛津大學的PPE課程，以及我個人的一些感想。概括來說，牛津大學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設立PPE，本身源於牛津歷史悠久的古典學（Literae Humaniores）一科──當年因為大學希望能為有意進入公共行政服務的人士提供更為優質而現代化的教育，故開創了一門針對管治藝術而設的「萬能科」。

PPE與普遍英國大學教育所提供而較為專一的科目有所不同，該科遠為廣闊、涉獵範圍相對甚多，甚至表面聽起來更想是美國大學必修的通識科目──但若作此判斷，卻未免過於武斷了。這一點，我們容後再談。

PPE被喻「管治英國的學位」

《衞報》於2017年曾有一篇文章評論為何牛津PPE乃是「管治英國的學位」時這樣說：「2015年4月13日，這是英國政治再也典型不過的一天。工黨黨魁（一名牛津PPE畢業生）宣布是次選舉中工黨的競選綱領，綱領由另外兩名牛津PPE畢業生分別擔任英國廣播公司的政治及經濟編輯所審視，再由財政研究所的總監──都是牛津PPE畢業生──作點評。首相（也是牛津PPE畢業生）就此政綱作出批評，在議會裏的工黨影子財相（牛津PPE畢業生）對其作出反駁……」如其所說，PPE乃是現代英國政治的鑰匙──無論是「上至」國家級官員、高級公務員、媒體大亨及總編，正在起跑線上默默耕耘的明日之星記者、初級學者，還是公務員行列中的不凡者，PPE畢業生無處不在。

這一點卻並不足以代表PPE能令人特別對政治或管治有心得──相信任何有留意英國政治的讀者都應能看到過去幾年英國政治所陷入的危機及鬧劇。有不少牛津PPE畢業生被英國民眾詬病及批評──問題究竟是出在PPE、牛津大學教育制度，還是這些人的出身，這是一道難題，更可能是修讀PPE學生學習期間被問到的跨科題目（「政治：試評論如何衡量及評價高等教育出身對政治立場及管治能力的影響」；「哲學/社會學：大學是否會對我們的知識框架構成一定程度的限制或影響」；「經濟：試量度牛津大學PPE對社會整體生產力的宏觀性影響」）。話雖如此，儘管PPE確實是英國管治者之間非常受歡迎的科目，其是否促成英國亂局的罪魁禍首，仍是一個未知之數。

但有一點我們能確定的，則是牛津PPE課程的多元化及多樣性，甚至有很多人認為，牛津的PPE讓學生「周身刀，但沒張利」。

惟此蓋棺定論卻並不成立。固然在我們大學第一年課程，我們必須修讀及通曉哲學、政治和經濟三科，並要通過最為基本的科目測驗，才能繼續進修下去──但從第二年開始，PPE同學便有機會及權利挑選三科中的兩科，並修讀總共八科的學科，方能畢業。筆者當年選擇專注研究政治與哲學，並透過政治一科兼修了社會學。固然第二和第三年涉獵仍廣，可是骨子裏牛津PPE仍是容許（甚至間接鼓勵）我們專注於三科中的兩門課，以成為相關領域的專才，而不是單純的通才。

由此可見，牛津PPE固然希望我們能練好基本功，再進行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卻也容許我們選擇對自身最具吸引力的範疇，在其中發揮我們的小宇宙，為將來鋪路。筆者有幾位對金融及宏觀經濟特別有興趣的朋友便選擇了保留經濟及哲學兩科，「放棄」（drop）了政治──當中，有一位加入了其所屬政府的公務員行列，另一位則成為了獵頭初創公司的高管。想要把三科的精髓融會貫通，談何容易！

入讀須具挑戰權威批判思維

此外，牛津的教學模式非常獨特──別的大學或科目可能較為看重的，乃是小組討論或合作研究；但牛津PPE（以及社科其他科目）有一特徵，便是其對獨立研究及寫作能力的要求極高。筆者當年讀書時期，第二和第三學年之時，每一學期（為期八個星期，一年有三個學期）平均修讀兩科，每科要求我們一學期撰寫五到六篇論文──換言之，我每星期都要寫一至兩篇論文。當時我有一個頑皮的「壞」習慣，喜歡每逢周末便跑到英國或歐洲各處去參加辯論比賽，所以往往把所有的學術工程集中於一周中的三四天（星期一、二、三，有時也包括周四）。這樣下來，讓我必須在一天內完成十幾到二十本書籍、論文、文章的閱讀，並作筆記，然後再以一天時間寫成整篇論文。筆者較為幸運，這種長篇大論的寫作偏偏正中我下懷，故大學求學時期都是較為輕鬆而愉快的。當然，不少同窗在兼顧學業之時也要兼顧拍拖、上派對、去舞會、落club等「正常生活」，所以他們所需的平衡能力卻不會比筆者少。而碰巧這些種種「正常大學生」經驗，筆者全部欠奉（對於我來說，這些活動十分乏味）。

因此老天爺是公平的──我的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和同學們有所不同，有些我的嗜好（包括獨自去公園散步、舌戰辯友）對於他們來說卻是苦悶非常。To each their own！

最後，有不少子女想報讀牛津大學，以及其他頂尖大學PPE科目的家長（或學生，不過通常都是家長）常常問我──究竟進入牛津PPE需要什麼條件？是不是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個月看30本書，方能保送入讀？用不用聘請私人導師、琴棋書畫、精通14種語言、百毒不侵，方能考得上PPE？

我的答案很簡單：一名成功考入PPE的學生，毋須通曉天文地理，也毋須飛天遁地，需要的是一種願意放膽去試、去質問及有根有據地挑戰權威的批判性思維。懂得思辨、看到黑白之間的模糊不清及灰色地帶，這些學生自然熟能生巧，面對任何PPE所帶來的挑戰，皆能駕輕就熟，隨時倒轉地球。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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