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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3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香港出路──新三環發展論(下)

上周提出了三環發展觀,當中將香港本地一環,與國家一環扣上,剖析了當中的互動。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之中,我們皆很容易被一時三刻的表象,蒙蔽了雙眼。有人喜歡將表象當作實象,從中過度演繹及判斷我們唯一的可能性。也有人喜歡讓現實牽着鼻子走,不願意跳出現有框框,為自己訂下了各式各樣的思想禁區。本身,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以「一國」為主軸,卻是以「兩制」作獨一無二的橫跨性橋樑。

「兩制」的存在不是只為了港人,也不是單純為了國家,而是因為這確實是能讓國家進步、同時讓港人擔當大局中主動積極角色,成為國家與世界接軌的關鍵橋樑之一。唯有看清看楚,持續維繫香港與世界之間的緊密連結,認清楚香港能為國家做出的貢獻,才是真正地對國家負責任。

在此前提下,香港不只是一個國家與港人之間的共同合約下的產物,更是一個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聯繫中西的樞紐。接下來這一篇文章,將探索香港如何能從國家「內循環」中邁向我城與世界的「大循環」,再從中讓全國人民(當中自然包括香港人民)得以獲益。香港應當想得更多、更積極,不要作繭自困。

一、第二環與第三環:從內外循環走向國際社會

國家不搞鎖國。中國海關總署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8月出口額,較去年同期增長25.6%,高於7月份19.3%的升幅。對外貿易支撐着關鍵的國企、私企,在國家發展自身配套及軟硬實力的過程當中,提供所需的彈藥及資源。外來資金固然不是萬能,也不應是我們不惜一切所求的動力來源,卻也是填補供應鏈中資金不足、科研研發原創資本不足、為中小企及創業者提供關鍵燃料和起步點的關鍵一環。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人口、學術交流,為國家與世上其他國家接軌供應着攸關的渠道及管道。最後,正因為「一帶一路」及亞投行不是如部分霸權主義所推崇一般的「意識形態工具」,才更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地接受及接收和我們政見也許有所不合、卻也可擔任合作拍檔的國際夥伴。

內循環不是脫鈎工具。增強自身經濟抗逆力、強化基建及內在就業機會、推動內需及內地市場,這些目標,與最近6個月所出現的種種市場管制及監管措施,本來就不是讓國家「復辟」五六十年前曾出現的「次鎖國」現象。中國乃是全球化之下最大得益者之一,也透過資金管制加自由貿易流通這獨特組合,成為成功崛起的世界勢力之一。內循環本質上,應當是協助國家更持續而長期地與外界加深貿易及商業互通的基礎,而不是如部分極端聲音所言,「脫鈎工具」。

固然,在新冷戰的前提下,有可能有個別國際聲音倡議將國家從國際舞台上剔走,孤立中國──但這些聲音並非國際主流,也不應被當為政壇主旋律──因為過度對這些聲音的渲染,只會導致不必要的故步自封,令我們失去與理性、以利益共贏為主的朋友交流的空間或機會。

避免及約束過度放任資本主義,並不代表放棄資本主義。前者乃是對資本過度滋生及繁衍的適度調控;後者則是一種過於「一刀切」的武斷。國際社會與國家磨合過程當中,必然有可能帶來一定負面外部性。但無論是提升國家整體與世界溝通及交流的能力(語言教育),還是在高端科技上合作可帶來的共融及市場拓展(高端科技),抑或是文化上的互通互聯(演藝文化),這些範疇固然有其內在問題,必須監管,但國家絕不是、也不應將這些互融空間連根拔起。有聲音將近日的監管視為「自由倒退」,未免過於以特定意識形態眼光看待國策。

在以上三大原則下,香港不能內卷、更不能以為自己只是一座「普通的中國城市」,任由自身淪為二三線城市。如果。內循環對香港主要的需求便是,要在國家發展內有市場中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那麼我城在外循環中所發揮的角色則更為微妙。我們要在維持法制、既有的競爭力優勢、人口流通(抗疫措施之下,這一點似乎難以達成)以外,尋覓更多更深的結構性優勢,讓我們不只不會與世界脫軌,更可與全世界各地加深及加強聯繫。在這結論中,有兩點值得留意:

第一、香港對於國際社會的價值,過去四十年來(自我們發展的工業優勢開始被東南亞及內地等取代),一直都是從一個「被動」的立足點出發。為何要到香港?因為我們低稅、沿用普通法、跟內地(回歸之後,自己主權國家)關係密切、有着發達的基建及配套。這些原因足以讓我們成為世上各地資金及商家的「寵兒」,但背後卻反映着一種「佛系」經濟政策──不作為、不有為,所以在各方眷顧下,才有所作為。筆者認為這種取態,是時候要改變了,香港要從被動走向主動,重新塑造國際投資者及商家、以至諸國,對我們的認知及研判。香港不應是一個國際博弈之下的犧牲品,更不能成為政治煽動的根據地。我們要從國際社會手上奪回主動權,利用我們的優勢,為國家發展提供機遇及燃料。

第二、香港對國家及中央的價值,在於我們與內地有所不同。這裏的制度分割、求同存異,並不是一種有違政治底線或原則的偏見固執,而是一種務實而全面的發展方向,乃是一個對所有持份者都好的綱領路線。因此,香港領導們也不應欣然放棄自身應有的話語權,事無大小為了所謂的政治正確,去將內地那一套照辦煮碗地搬過來。作為的國家一部分,我們更有責任去在合理範圍之內,摸索、實踐內地如今也許仍未落實、亟待探討的可行模式及套路。經濟改革是國之趨勢──香港也應當反思如何在走出新自由主義陰霾的同時,維持自由市場公平競爭應有之義,為國內資金提供一個走向國際的道路。由此可見,香港在國家內外循環中所擔當的角色,驅使我們必須跟國際社會更緊密聯繫。

二、三大值得反思的問題及阻礙

誠然,過去十年走來香港經歷的風雨,並不能讓人對此城未來抱有義無反顧的樂觀。這樣說法,似乎有點彆扭,但現實是,從一個與國際對口、接軌角度來說,香港確實面臨各種各樣的隱憂。以下是幾點較為籠統的講法,望能指出此時此刻我們所面對的難關:

第一、香港如今正面臨一股頗為嚴重的人才流失潮。國際社會資金及企業到港扎根,或多或少與我們優秀的企業管理文化有關,也是和我們國際共融的從商創業文化有莫大關係。現實是,無論是因為此城的社經矛盾、文化模式轉變,還是各種形式的政治動盪及改變,從強積金及移民申請數量上可見一斑。我城正面對着非常嚴峻的人力資源問題。我曾多次說過,香港不能以為大陸到港的人才,便必然能成為本地居民的「替代品」──內地人才大有可能往外闖、或到深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而不到香港),或是留在所在地。我們需要一個完整而進取的人口政策,然而我們今時今日的方針,根本並不能吸引國內最為頂尖優秀的人才到港發展。

第二、香港在國際社會層面上的形象及觀感,姑勿論是否客觀正確,也勿論背後是否有政治勢力及別有用心的媒體在挑撥離間及渲染(答案是,肯定有)──確實因過去數年來的種種發展,而有所大幅倒退。無論是認為香港法治受到一定衝擊,還是懷疑香港法律及政治體制與內地那一套區分已經不復存在,甚至是質疑香港是否仍具備中國「最開放城市」這比較性優勢的外資及企業,皆對此城未來感到懷疑。客觀而言,香港仍然擁有不少的制度性優勢,但這些優勢在國際舞台上的認可及研判,並不會因為我們一次兩次的公關行動,或是對同溫層的受眾所發表的一兩篇文章,便能成功逆轉。確立底線問題以後,香港的國際形象及觀感,仍須港人及各方建設性力量以事實論證。沒有事實根據的,只能淪為空中城堡,難以落實。

第三、「一國兩制」在此時此刻,其實需要一個更為鮮明而完整的論述,讓國際社會認知到何謂「兩制」,何謂「一國」。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外國公民社會有不少人士對香港的研判皆是認定此城並無希望、「一國兩制」「不復存在」。如上所述,人們總是喜歡聚焦於部分,然後將部分放大而等同於全部。如何在此前提下,重燃國際社會對港的信心及希望,是港人要煩惱的事,也是港人在國家基礎上必須反思而面對的確實難題。

「兩制」是否得到外資、外企、外國所認同,當然不是「一國兩制」的首要任務,但若要此制度繼續行穩致遠、讓香港重拾世界領先城市地位,需要的是我們創意及決心。我們不需要更多搖旗吶喊的啦啦隊,我們需要能跟世界溝通及對口的夥伴,在這荊棘滿布的前景當前,為香港做應份的事兒。

三、世界之環:香港如何能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應有角色?

香港如何能融入世界之環,維持我們作為國際城市應有的靈活度(flexibility)、連結性(interconnectivity)、透明度(transparency)?有的說,問題出在大格局中,我們沒辦法,只能認命。也有的說,港府必須採取主動,促進香港重新進步、否則不進則退。

更有聲音將矛頭指向不在香港、指向國家,卻忽略了,其實港人在推動自己城市發展層面上,一直都有很大、很大的尺度。尺度是否永恒不變?當然不是。但在有限的尺度之中創造出相對無限的可能,這不是口號,而是義務。

首先,香港有必要確保自身的制度及結構性優勢,不會受外在或內在勢力所干預及影響,導致我們失去自身獨特價值及條件。從政者及當權者有必要確保我們的法制完整,尤其是在商業仲裁、貿易法、金融及融資法上,不能受政治因素或考慮所搖擺,更不能受社會輿論及政團壓力而隨風擺流。香港穩健、完整、可測可料的法制,乃是我們商業樞紐的常勝規則,更是為何這麼多中資企業選擇到港上市、這麼多海外國際機構選擇以香港為區域根據地。

同時,除了捍衞現有體制以外,更要反思,我們應當如何爭取在國際及亞洲舞台上、將自身優勢更加鞏固──從亞洲仲裁中心、再到大灣區與世界銜接的貿易金融(trade financing)中心,這些建基於我們現有優勢上的定位及角色,只不過是香港應當去試去想去探索的冰山一角而已。

第二,香港從來是一個充滿潛能及活力的國際都會。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政治膠着,並沒有摧毀我們根深柢固的資源,更不足以將我們現有這些財產連根拔起。我們擁有最為優秀的人才,包括不少對公共事務及香港前程抱有熱忱的年輕人。這些不只是我們的資本,更是我們的榮譽。這些年輕人,可能有其個別想法與「政治主旋律」不符,也有他們自身的心結及糾結,但若香港能善用他們的創意,讓他們看見留在香港發展的機會及空間,相信香港在產業發展及轉型過程中,必然是如虎添翼。

從區域內的創科中心,到最為貼近內地而作為中國最為開放一部分之一的亞洲教育樞紐,這些都是我們能夠實踐的願景,卻需要我們建立能挽留及吸引人才的配套。反之,若我們繼續故步自封,拿着我們現有的優勢來蹉跎歲月,只能落得被國內海外競爭者遠遠拋離的最終結局。香港若有一天確實走到危急存亡之秋,原因斷定不是出於我們自身的主權國(中國)身上,而是我們沒有好好利用被給予的空間及資源。請留下我們最為寶貴的黃金──我們的公民、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未來。

第三,香港乃是印證一個14億人口國家政治多樣多元性的最佳例證。不要將香港的想像局限於「證明給某地區或人群『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也不要將我們獨特經濟體制當成一個「方便當時政治過渡的便宜貨」。筆者一直認為,香港乃是改革的實驗場,更是開放思想的實踐地。

世上沒有科學家會容許他們的實驗徹底失控、而也不應有思想家以為將妙想天開的概念口若懸河地說一說,便能帶來轉變改變。反之,我們需要的是,貼近現實、符合政治原則的實驗實踐,讓香港能成為國家政治改進及進步的關鍵一環之一。若果說香港與國際之間存有一環,這一環其實乃是國際整體宏觀性發展的一部分。

四、明日、明日該當如何?

說一句老實話。「香港與內地完全沒有分別。」及「香港已死。」等論述,我聽得早已煩厭,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

一座城市死與不死,能否前進,並非取決於一兩個人的思想或言論或行為,也不是一群人與另一批人之間的表態及謾罵,而是我們能否從悲天憫人的消極主義及掩耳盜鈴之盲目樂觀之間找出一條新路──一條能反映香港如今所面對的種種難關、也能讓我們帶來改變,促進變革的大道。這條路,也許並不平坦,更未必容易。我們可能會走回頭路,甚至走進窮巷。

但路,總是要走的。要走,就一起走。筆者新作《破繭論》將會於下周與大家見面。出版以後,望能繼續緊守崗位,盡我所能繼續寫,繼續說,繼續做,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首本著作《破繭論》將於下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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