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2日

外面的世界──華人移美血汗史

華裔70歲婆婆謝蕭珍在三藩市街頭上遇襲，幸好及時勇敢反擊，最終將疑兇擊退。

美國亞特蘭大按摩院上周的槍擊案導致8人死亡，當中6人是美籍亞裔人士。

不少輿論指出，連番襲擊及槍擊案有可能與美國當地排華種族歧視有關。如今美國冒起的排華風，除了有着明確針對黃皮膚中國人的色彩，甚至連普遍東亞裔在美居民（不一定是華人），也單純因為他們外貌似中國人，同樣受歧視行為及言論所波及。

當然，有個別聲音認為槍擊案乃是一件「獨狼」（lone-wolf）零星案件（isolated case）。也有人表示，疑犯並非懷着種族歧視之企圖行兇，而是純粹針對按摩院員工「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在物化女性的媒體輿論當中，女性往往被「灌輸」他們是男人眼中的附從，在性方面沒有自主權，而只能淪為父權社會的男性透視（male gaze）之下的被操控物。同時，從事按摩院工作的，大抵是難以在經濟結構中找到其他工作的移民，她們的收入往往徘徊在最低工資附近水平，過着捉襟見肘的生活。這現象背後除了反映不少第一代華人移民至外國，自身和子女（第二代）而因語言及文化等代溝，難以適應當地的殘酷現實，更是美國階級鮮明、社經不平等下的時代產物。

這些個別的「解讀」，筆者固然不能斷定是對是錯。我們要避免過度自信的蓋棺定論。可是必須知道的是，以上針對受害人性別或所從事行業而釐定的刻板形象（controlling images），或多或少皆與他們的膚色掛上一定聯繫。相對於白人女性，亞裔女性更經常被英美當地媒體「他化」，在混雜着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歐美核心（Anglo-Eurocentric）的描繪下，被塑造一個單純因生理或性特徵條件而被「賞識」，但在思維及自主能力卻被無限貶低的群體。同時，按摩院技工雖然屬於勞工階層的一部分，卻從來不被日漸興起的白人勞工主導的民粹運動（populist labour movement）視為一分子，更長期被所謂代表勞工階層的主流「進步型」政客所忽視。

以上種種，有人也許會將其歸納為「人離鄉賤」必然所帶來的結果──移民必須「食得鹹魚抵得渴」，獨在異鄉為異客。但如此說法，除了冷血而膚淺以外，壓根兒不能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亞裔人士帶來真正的出路或論證公義。曾有人跟我說，「我不是內地人，所以不會受歧視」。須知他朝君體也相同，不要以為種族歧視只會是針對某些國籍的黃皮膚人士。只有認真看清楚種種問題背後的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m）、父權主義及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交織，我們才能打開天窗說亮話，而不被部分主流媒體的粉飾太平蒙蔽。

今期筆者想以三個不同時期的角度，剖析美國反華思潮的起承轉合。

一、非我族裔──根深柢固的白人至上主義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排華浪潮，可被視為美國第一波的反華思潮。是次思潮的本質混雜了文化、身份認同及經濟因素，為及後的排華主義奠下了歷史及論述基礎。

歷史學家普遍將反華排華思潮與中國移民北美的淘金潮掛鈎。在十九世紀中段始，中國移民大量移民美國西岸，參與淘金潮及大大小小的工程項目當中。主流說法大抵是這樣的：在黃金充足、資源豐沛的前提下，華人與白人相處本來尚算相安無事，但當資源及黃金開始短缺時，西方與東方在最為現實及「低層次」的層面上產生碰撞──白人與華人之間的仇視及互相排斥，也是從這樣簡單的經濟邏輯上繁衍。

這種說法在某些側重經濟性、結構性解釋的圈子中很受歡迎，乃是因為我們較容易了解經濟解釋的脈絡及邏輯。俗語有云：「一山不能藏二虎」，而華人確實是在人家「地頭」與人家利益相爭，又怎能期望當地人不會「反噬」華人呢？

惟這說法忽略了兩點關鍵事實。第一，十九世紀初的美國，正泛起一股「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思潮，主張美國人是被天上（基督天主教的神）賦予從東岸向西拓展，把民主及民族兩大主軸在北美洲全大陸「發揚光大」。在這個道德秩序當中，東亞人（包括在世紀中後期葉結束鎖國而推動改革的日本人﹝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及以「賣豬仔」勞工移民為主力的中國移民），就算比美國土生土長的原居民在能力上來的「優秀」，也永遠不會成為安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民族「主流」的一員。故此排他的邏輯，除了是反映經濟考慮以外，更是包含着一種由根的「文明優越感」。在此論述中，亞裔人永遠極其量只能是協助白人擔任一些厭惡性工作（dirty jobs），當廉價勞工。姑勿論黃金資源有多少，華人也沒可能與受上天「恩賜眷顧」的美國人「競爭」，因為層次不同嗎？此乃不少傳教士及基督徒主導的美國上流公民社會的共識。

第二，就算從經濟層面來說，真正令華人與白人出現白熱化競爭的，也並非黃金或稀有資源的分配，因為這些資源的分配權從來掌握在個別依靠黃金發跡的暴發戶手中。在美國內戰過後，美國經濟大規模衰退，而富有的資產階層在大洗牌以後，與草根階層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中產真空」。愈來愈多白人在政局趨勢下（尤其在吃敗仗的南部）奔向低端勞工產業。

與此同時，雖然美國當時正值工業化轉型期，但低端勞工位置的擴張，遠比不上相應大幅增多的勞工數量。在此現象下，中國勞工在加州被視為當地藍領的頭號敵人。加州州長及工人團體把工資低下、罪惡頻生的議題推卸在中國勞工身上，令當地民眾滋生出強烈的反華情緒。而是次反華聲音，正是由勞工基層中的領導及政客所主導，再向上蔓延至美國的管治階層當中，並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多年中，擴散至全國各地：1875年的《皮吉法案》（Page Act of 1875）禁止中國婦女入境。1882年，美國總統亞瑟（Chester Arthur）簽署《美國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將所有華人勞工拒於美國之外。所有居住在當地的華人，要不是被驅逐出境，便是要匿名度日。華人在十九世紀末於美國生存，確實不容易。

二、杯弓蛇影──制度恐慌下的新麥卡錫主義

二十世紀初期，美國開始與辛亥革命過後的中國政權聯繫，試圖在八國聯軍及中國與西方簽署的不平等條約之上，獲得更多的好處。同時，在美華人卻一直被以上提到的法案所壓榨，難以在當地社會中往上流動。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當地意興闌珊，在當地留學的一小撮人畢業後，要不是從舊金山回流香港或中國，便是經檀香山輾轉流落至日本及台灣等地。

另一邊廂，日本與西方關係漸趨繃緊。1924年，美國通過《排亞法案》，將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亞裔移民徹底在法律官方框架下杜絕。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國向日本全面開戰，並將不少日本在美民眾關入拘留營。

的同時，美國出於自身利益，對中國軍方在抗日戰爭中伸出（有限的）援手。抗日過程（四十年代初期）期間，中美在反日及捍衞中國領土議題上達到曇花一現的共識（uneasy peace）。中國國共兩黨也曾在美國的積極調停下，表面上放下互鬥（雖然實際上的暗鬥沒因此而停止）。整體而言，中美關係當時曾經似乎因着地緣形勢，出現一定的轉機。確實，1943年，美國國會通過《麥諾森法案》（Magnuson Act），廢除《排華法案》的一部分條文，重新容許華人移民至美國，更讓部分在美華人入籍美國。

然而，這種短暫關係的緩和，並沒有為當地華人帶來太多喘息空間。美國第二波排華思潮始於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若第一波排華潮本質上是文化經濟層面「競爭」的話，這次思潮，更多的是反映出一種由根的政治保護主義（political protectionism）所衍生的「排斥」。在蔓延全球的二元分化冷戰思維下，居美華人無疑再度成為了三個政權（國民黨、共產黨、美國）的磨心。

美蘇展開分庭抗禮的初期，美國國內吹起了一股風氣，亦即令人聞風喪膽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公然表示共產黨（泛指任何及所有共產政權的部下及國民）滲透了美國政府機關和部門，並將會把「極權」的共產主義引入美國。在批鬥成風、若不批鬥便會被人批鬥的政治狂熱氛圍下，任何言論稍微反美或左傾的政客及公眾人物，皆被扣上「共產黨」的帽子，淪為司法制度及機構的階下囚。從文化界到外交界、政圈到平民百姓，霎時人心惶惶，皆因「共產黨」的帽子很容易扣上，卻很難抹掉。麥卡錫本人雖然並沒有直接鼓吹針對美籍華人的仇恨主義，卻將拉迪默（Owen Lattimore）為首的美國本來「親蔣派」標榜為背棄美國「反共利益」的叛徒。同時，麥卡錫的黨羽將中共描繪為蘇聯帝國主義的爪牙，把北京當作圍剿共產主義過程中的關鍵次要敵人。

五十年代初，韓戰爆發。中共與美國正式在外交議題上首次正面交惡。在冷戰的「大格局」及韓戰的「小格局」中，美國當地的華人被標籤為「美國人」的敵人，而在共和民主兩黨之間的菁英也首次呈現針對華人的「共識」。當地商舖紛紛拒絕與華人往來、從華語報章撤稿撤資。而為了在反共大於一切的美國中繼續生存下去，不少華人被迫「表態」和「站邊」，並（在被迫或「自願」情況下）公然地宣誓効忠美國。最能點出當時劍拔弩張下的表態政治，也許是1951年的三藩市農曆新年遊行中，一群年紀不過十幾歲的女孩音樂團，公開「宣示」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誓言要「把共產分子從世界趕出去」。

不過，無論華人如何嘗試從善如流，如何努力地「融入」美國的文化及主旋律中，他們的表忠並沒有為他們帶來任何安康。杜魯門（Harry Truman）政府於五十年代末開始以1917年通過的《對敵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為法律基礎，對所有在美與中方或中國合作的企業進行制裁。當地的親中華人報章編輯及負責人，更有不少因此身陷囹圄。國會亦正式禁止當地華人把資金寄回中國，令身處剛立國、處於動盪時期的國民飽遭煎熬。

五十到七十年代，這段時期的美國官方對華裔居民政策，可謂自相矛盾。出於冷戰思維，為了堵塞「有能者」回到國內，為共產黨効力，美國政府不惜一切地把中國留學生及高端人才留在國內。但同時，華盛頓對這些「過洋之客」並沒有太大好感，並把不少華裔移民投閒置散在各個技術階層當中。此階段來自中國的移民，大多數是台灣或香港廣東人，他們在當地形成頗具規模的華人社區及團體，因此能出產了個別出類拔萃的華人菁英。但這些人往往僅佔社區整體的極少數，並前提必須是社區擁有足夠的政治及財政資源，才能讓他們能排除萬難踏上所謂的康莊大道。華人此時離出頭天，仍有一段距離。

三、欲加之罪：新冠疫情、特朗普，及民粹主義

中美關係在尼克遜、基辛格及周恩來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在七十年代破冰。近代中美關係從零到盛，再由盛轉虛，這些種種我也在過去一系列《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五部曲中寫過，在此不再詳談。

話雖如此，要了解反華思潮近年在美國的崛起，必須從兩大主軸入手。第一主軸，乃是白人勞工階層對中國在意識形態或既定形象基礎上的根本性排斥。第二主軸，則是美國政府為了論證自身存在價值，有意無意編制的敍事（manufactured narrative，可參見杭士基［Noam Chomsky］的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以及我去年做的一場專訪）。

第一主軸的背景，是過去二十多年來世界所經歷的全球化。期間有不少美國企業資金及生產線向「東」移，移到中國及東南亞等地。在這趨勢下，美國勞工當中有不少人頓失收入來源，尤以鏽帶（Rust Belt）多州為甚。美國勞工喪失了經濟支柱，更失去了最為基本的尊嚴及自我肯定，因而把自身所承受的打擊及轉變，投射在太平洋對岸經濟風生水起的中國身上。

中國人被視為美國經濟沒落、失業率等社會問題的元兇，更被當地政客利用為推卸管治或代表不善責任的「Bogeyman」。同時，移民至美國的中國人，當中有不少得益於傳統華人文化對教育及提升技能的執着，在經歷了兩至三代的浮浮沉沉以後，憑着自身努力終能出人頭地。經歷2008年金融海嘯的美國，經濟元氣大傷，而在以上種種趨勢的疊加下，白人勞工對華人非常眼紅及仇視，衍生出反華及右翼民粹主義重疊的政治空間。

第二主軸所指的，除了是說美國整體建制在過去十年間慢慢向反華思潮靠攏，是因為國民對政府普遍失去信心，其實更多的是針對特朗普管治最後一兩年的嚴重「雜亂無章管治」（improvised governance）。在新冠疫情及中美貿易戰的雙重夾攻下，美國經歷了近年前所未見的管治危機，更令不少美國人無論是在防疫手段還是經濟重開等議題上，皆對政府產生極大民怨。在這前提下，上屆的特朗普為了鞏固自身管治威信、轉移民眾視線，便將中國設定為美國的假想敵人，並將新冠肺炎加上種種具種族色彩的名詞及形容詞，包括「Kung Flu」及「Wuhan Virus」等，有違事實或基本倫理的標籤語言。

在這兩大主軸交織下，試問（也許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或受了高等教育以後，也與國外世界缺乏接觸）普通的美國國民又怎會「兼聽則明」，對中國或華人存有任何好感？

四、幾許風雨：我看外國、外國看我

最令人可恨的是，以上的種種誤導性輿論，當然是個別政客為了逃避現實責任及公眾批判，而貿然挑撥所致。固然中方可以期望美方克制，在外交及溝通等層面做得更好，但溝通對話的假設，乃是雙方皆願意放棄某些執着、並承認自身曾經造成的過失。在如今水火不容，要美方承認自身在導致排華種族歧視方面必須承擔責任，一來似乎在國際規則上講不過去，二來也似乎沒太大可能。

筆者在外國讀書多年，經歷了多次難以啟齒的歧視。在香港看外國，草地總比香港更綠更豐盛。但外國看我、外國看我們，永遠都戴上有色眼鏡。外面的世界也許很美麗，也許很醜惡。共勉之。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人、香港羅德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