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1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讓當權者政經大權在握 孔夫子凱恩斯香火不絕

一、

孔夫子是不是聖人？凱恩斯是不是偉大經濟學家？都不是筆者學力所及的命題。筆者所知道的僅是，他們是學識淵博、聰明絕頂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學說，才能在某段時期為統治者見棄，但過不了多久，又會被統治者重用！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上幾度起伏，到了中共立國，眼看它就此「玩完」，然而，曾幾何時，林彪想到用它來作為「奪權」的理論根據，把之捧上雲霄；當林彪和四人幫被打倒後，有不少人以為儒家在中國正式「壽終正寢」，事實不然，林彪死後十年八載的八十年代，尊孔之說又漸漸抬頭，有人認為這與重新起用「臭老九」為政府出謀獻策有關，不過，筆者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儒家只是眾多學術流派一支，尊重知識分子不一定要捧出孔老二。

凱恩斯的學說流行至今，不過五六十年而已，即使在這半個世紀左右時期內，亦飽嘗「人情冷暖」。戰後大約三十年，凱恩斯學說風行無阻，尼克遜總統一試之下，果然效用無窮，遂情不自禁地於一九七一年向世人宣示「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的門徒！」（We are all Keynesians now），自此「凱學」大興，環球流行；到了滯脹（經濟發展停滯與惡性通脹並存）年代，凱恩斯的財政政策動輒得咎，始作俑者遂被打入冷宮；九十年代開始，在經濟政策上一籌莫展的當權者又認為「市場經濟無法自動維持充分就業」，因此只好再舉出凱恩斯「財政政策左右總需求」作為救急之用！凱恩斯遂又被送進廟堂受膜拜。

孔夫子和凱恩斯為什麼能沉而復浮、貶而復褒，在某段時期獲得政府尊奉，那完全是他們的學說都能擊中統治者「抓權」死穴有以致之。儒家的思想學說，大大鞏固了統治者的地位；凱恩斯的理論，則讓統治者絕對地操縱了國家經濟。換句話說，提倡儒學和實踐凱恩斯學說，使統治者能徹底地將政經大權一把抓！

儒家思想的「政治」內涵，主要是仁與義，前者包括了孝、悌、忠、恕、禮、智、勇、恭、寬、信、敏、惠，其中以孝悌為仁之本，以維護「禮治」達致「克己復禮」為目的；「克己」是要人們循規蹈矩，處處自制；「復禮」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要大家做個「正人君子」。至於「禮」，亦就是孔子所說的「正名」，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引伸下去，就是「為君之道」、「為臣之道」……。什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封建濫調，不少當權者尤其是專制者都奉為圭臬，在統治階層的推廣下，早已深入民間、全面泛濫，尋且成為統治者的殺人利器。

總而言之，孔夫子要人們不得「僭越」、安分守己做順民；在孔夫子所鼓吹的尊卑有序、逆來順受的社會裏，人人各安本分，「照上級和家長的話辦事」。人人服從政府的領導，對長輩恭謙有禮……。你還能想出比這更適合統治者口味的「學說」嗎?!

二、

眾所周知，儒學隨中共的政治需要在內地數度起伏，到了中國開始崛興並着眼環球影響力的新世紀，便把「可用」的儒學打扮成「中華文化」並以「孔子學院」之名對外輸出；從歐美等先進國家的知名學府紛紛引進「孔子學院」看，中國在「提升軟實力」上，的確曾取得重大成功，可惜，近日西方政客和學者，看出中方輸出的這種「軟實力」不利民主自由，遂紛紛與之「割席」。

本月六日，「路透社」消息指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法案（有待眾議院通過及拜登總統簽署才生效），要大專院校「牢牢管控」校內包括「孔子學院」在內受中國資助的機構，提出此法案的參議員「有理由相信『孔子學院』受中共操控……；為恢復校園的思想自由，校方應加強對這類機構的管理……。」在意識形態外銷上，北京真是人財兩失！所以如此，皆因「硬實力」不夠硬。試想，如果中國超音速若干倍的導彈核指國會山莊，在白宮開設「孔子學院」亦沒問題！

寫及「硬實力」，筆者不期然想起一七九三年十月三日清帝乾隆不准傳教士隨英使馬戛爾尼來華傳教的敕諭：「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其時乾隆仍以為大清是世界最強國，因此既怠慢來使，更不准隨其而來（據說早在澳門宣教）的教士在內地「講耶蘇」；百餘年後乾隆的孫輩知道洋鬼子堅船利炮的厲害，才任由洋鬼子「自由發揮」……。特朗普特別是他的國務卿蓬佩奧深明「孔子學院」另有「議程」，便如乾隆般要把有關人等掃地去國！如今拜登不過實踐其前任未竟的「遺志」。習近平主席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發表講話，指出「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愛好和平在儒學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淵源……」。非常顯然，北京不惜「免費」對外輸出「孔子學院」，目的在宣揚「愛好和平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國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這種出發點無懈可擊；可惜，在特朗普治下，北京已失去不少宣揚中華民族愛好和平的平台！

三、

凱恩斯那套以政府財政政策指引、左右經濟運作的理論，深合統治者政經權力一把抓「集中管控」的心意，已是眾所周知的事，他那句「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的「金句」，雖為投資而發，卻與數年一任的民選政府如魚得水，遂為當權者受落。對於大權在手者而言，天下大同，人人豐衣足食，固然是崇高的理想，但長期的事，誰管得？因此不少以權宜辦法達此標的。事實上，追求太長久後才實現的事，很不切實際，因為當權者最關心、和其有切身利害關係的，是選民的選票，因此，如何才能在四年一任、五年一選的競選活動中取勝，惟急功近利的政策才能見效！如果統治者定下一個長期大好，短期不太好（甚至不妙），比如要人們勒緊褲帶即先苦後甜的經濟政策，帶來的後果必然是——①執政黨在此一長期規劃未見效前已被選民轟落台；②在這一長期規劃上的投資化為烏有，因為新上台者前車可鑑，必會攔腰中止這項「畫餅」的規劃。

群眾（選民）是短視和被動的，他們多半不會長期精衣縮食為理想奮鬥而犧牲眼前利益，比如，政府為了壓抑通貨膨脹而不鼓勵投資（將利率提高至通脹率之上），失業人數不斷上升，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失業的父親對現實的容忍程度，當他的兒子「畢業即失業」時，就已到極限，他表示不滿的最起碼行動，是不再投執政黨的票。為了多得選票，執政黨終於要重投凱恩斯懷抱。當拜登總統大筆一揮令一萬九千億美元的「紓困方案」成法後，定期為本報撰稿的John Mauldin在《福伯氏》的專欄便題為〈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的門徒〉！

走筆至此，筆者以為可據此區分政客（Politian）與政治家（Statesman），前者認為「不必看得太遠（因為長期而言，我們都難逃一死）」，因此養成只顧眼前利益（如任期）的短視；後者則着眼未來世代的福祉，不斤斤計較於短期利益！政客隨處可見而政治家難覓的道理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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