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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3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修昔底德的迷思(二)

上周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筆者對艾利森提倡的理論之一些質疑。一周過去,北京至高領導層多番表示,國家不會尋求脫鈎或搞封閉,並迅速地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截稿前,更傳出中南海對《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釋出一定的善意興趣。可見中國與世界脫鈎對任何人(包括中央在內)皆是百害而無一利,這道理並非單純民間一廂情願。與其如部分人士視內循環為中國發展的唯一藍圖,倒不如看清楚雙循環的大格局,以及其所帶來的種種挑戰。

說回修昔底德陷阱,且讓我們回顧一下上周筆者對他所提出的論據,經整合後的立論:

前提1︰崛起國的持續崛起,讓其有能力威脅到霸權國地位(實力前提,capacity premise);

前提2︰崛起國有誘因,去推翻或威脅霸權國地位(誘因前提,incentives premise);

前提3︰除了戰爭及軍事衝突,霸權國並沒有/不會做出其他回應選擇(回應前提,response premise);

前提4:霸權國與崛起國之間,只有符合某些客觀條件,才能避免開戰(條件假設);

結論:若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達成不了前提4所提到的條件,崛起國與霸權國難免一戰。

這位國際關係大師對實力前提及誘因前提的研判,上周早已探討。反而還未討論的第3第4前提,正反映着此「陷阱」的雙面性:有危,也有機。未來兩周,我們將分別探索,中美兩國分別可以如何地避免這「背水一戰」。

若兩國要逃出一戰的命運,雙方究竟須要做什麼?此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應然」問題——我們暫且拋開誰對誰錯的意識形態執念,而以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處理中美脫鈎打仗有可能帶來的危機。

中美開戰,除了對兩國老百姓、商界、公民社會帶來不可逆轉的打擊,更迫使世上其他國家紛紛歸邊,長遠增加全球政商不穩定性,同時讓我們在全球暖化、新冠肺炎及公共衞生危機以及高端科技對經濟不平等所帶來的衝擊等全球議題上,失去跨國合作的機會及動力。

因此,從中國角度出發去避免此戰,固然可某程度上被說是一種「拖延時間」的伎倆。但作為一名深信國際外交無用導致兩敗俱傷爭雄的自由主義者,筆者卻認為避免戰爭這任務,有其根本歷史重要性。若中國能最終成功讓中美並存並濟,造福的不只是14億人民,更是全球70億人口之福(詳見馬凱碩《中國贏了嗎?》〔Has China Won?〕一書)。

一、兩國到底想要什麼?

2020年的中國,究竟想要什麼?如今國家有三大難題必須解決,才能讓其順利渡過未來五年關口,讓全國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中國製造2025」等宏觀目標。

以下是筆者對於北京眼中的首要任務的幾點研判:

第一,中國經濟必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重塑與歐洲及東南亞等戰略夥伴的經濟及政治合作。雖然國家於2020年因應醫療設備的需求大增,更為鞏固了在全球輸送鏈的重要性,並且奠定於亞太區的經濟地位,但在貿易、資金滙集,以及外滙對沖等層面上,中國仍未渡過難關,尤其需要強而有力的大型消費市場(包括西歐、美國,以及東南亞三大市場)來補充內需未足以維繫的供應商生計。同時,國家經濟錄得近二十年來最低的增長率,反映國家抗逆能力雖然遠比所謂的「已發展國家」為高,但仍須向高端電子及網絡科技產業靠攏,才能避免「實體限制軟體」的發展陷阱。

第二,國家貪腐、制度與民情脫節問題,皆是中南海如今亟欲處理的議題。中央政府(理應)深諳到滿足民眾,將民眾利益最大化,對其自身管治穩定性的重要性。也須知道維繫管治的論證性,需要的並非單純的「儀式洗禮」,而是與時並進的管治。因此,筆者雖然並非「中國專家」,但相信中央最高層並不會看見國內的管治內憂(包括法庭與司法制度基層的僵化、官僚技術化阻滯、過度側重部分城市及地區的偏重發展)而置其不理。坊間有些人對國內政治認知仍然停留於改革開放初期,未免反映出對其最嚴重及亟須處理的議題認知之欠缺。

第三,中國必須找到能夠持久地與周邊地區及國際夥伴相處之道。全面競爭並非中國人民能夠負擔得起的一個格局:無論是石油、天然資源、半導體,以及其他進口貨物,中國暫時仍必須讓鄰近地區感受到中國模式對其的實惠性,以及能夠兼容國際文化差異與宗主國進行自行管轄的權利。趙穗生對中國愛國主義的批論也指出,中國領導層的「愛國政治」往往比民間極左的國粹主義較為溫和,原因很簡單:極端的民粹主義,非但只會自掘墳墓,更會令本來較為中性中立的搖擺國家,群起而向中國攻之。只有剛柔並重,才能避免中國承受巨大內耗。

那上任後的拜登政權,又想要什麼?拜登首要任務,當然是要應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民生及經濟衝擊,但同時,這位領導人也必須兼顧黨內對「公民權利」及「人權」等道德論述較為關注的強硬意識形態派(佩洛西〔Nancy Pelosi〕及康斯〔Chris Coons〕,以及拜登幕僚萊特納〔Ely Ratner〕)之顧慮。這些人士與務實而經濟利益為上的新自由派、對華保有審慎憧憬的溫和改革派(可參考,但不應對照〔始終時代氣候不同〕當年的奧巴馬及克林頓),形成黨內對華政策的三大路線。下周我們將更深入探討美方形勢,但從北京的出發點設想,則必須認清楚一點事實:美國對華政策並非一塊鐵板,而中國若能說服當中的一兩個板塊,化解他們對中國的質疑,相信最近數年冒起的反華趨勢,必然能夠得到暫時平息,以供中美兩方再覓新定位的喘息空間。正所謂,人員任命本身就是一門政治(personnel is policy);制度結構固然能夠主宰整體趨勢(對華強硬化),但始終政治是一門幕僚與政客之間的遊戲。只有掌握政客心理,才能逐點擊破。

二、四大原則

筆者最近曾在《外交家》雜誌撰文,提到了北京對美政策可以參考的四大新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其實盡數出於艾利森的《注定一戰》一書當中,只不過他將這些原則大致應用在美國身上,而筆者則是借他的論據一用,將其套用在中國身上。

首先,北京必須從結構性現實入手。中國整體軍事水平及勢力,未必能在未來10年內超越美國——尤其是在東太平洋及離中國沿海較為遙遠的海域地域上——這意味着短中期內,中國極其量是一個區域性霸權(regional hegemony),而未能取代美國理論上的世界霸權位置。當然,也有不少人強調中國從來都不是一個意圖「一統世界」的霸權國。但姑勿論國家意圖為何,中國的比較性優勢始終在於其龐大的勞動人口、資本市場以及其對環球生產經濟(也包括稀土供應)的重要性。

中國持有的國債金額乃是全球上國家最多之一,同時讓其在經濟貿易層面上有極大的影響力及發展潛力。因此,中國應當於未來20年,繼續鞏固「一帶一路」計劃及亞投行等重點項目,同時要積極面對所衍生的「債務陷阱外交」(debt diplomacy)(註:筆者對這一點指控其實頗有保留,尤其是巴基斯坦及斯里蘭卡這兩國與「一帶一路」在債務上的藕斷絲連,比現存一面倒的簡化論述來得複雜,非常值得深究)、政府對政府之間的投資的失效(inefficiency)以及移民計劃下,外來與本地勞工人口之間的矛盾等一連串執行問題。同時,中國也應妥善利用其經濟資本,以軟代硬的方式針對性地聯絡歐盟各國,在關鍵議題上尋求共存對話及兼容空間。這並不代表中國必須無條件讓步,可是「張弛有道」的外交手腕,能夠在核心利益上確立國家底線的同時,突顯出國家能夠接受理性進諫及談判的量度。

第二,歷史是國策的最佳鏡子。艾利森常強調,要駕馭國際關係,國家必須懂得學會並應用歷史的教訓,並嘗試了解對方所使用的語言及溝通論述。建構主義者,如溫特(Alexander Wendt)也認為,以單純的經濟利益(忽略了符號及借代手法)作為國際關係基礎,實際上會忽略了關鍵的觀感等軟考慮。艾利森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兩者皆強調,西方不應以自身的「民主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以衡量中國的政治改革成果及進程。

另一邊廂,國家也毋須將任何一切外界批評其聲音定性為「帝國主義」的延伸。西方列強當然有不少官員及政客對中國持有一股混雜了種族仇視及霸權主義的排斥,但並非所有西方政客皆是如此。在Lawfare博客上,學者斯達賴敏(Ganesh Sitaraman)於5月底曾寫下一文去剖析西方民間及政圈對華取態的各大陣營。當中,美國的「新自由主義鴿派」(neoliberal dove)及「跨國境鴿派」(transnational dove)一向對改變中國執政模式興趣不大,反而更着重與中方發展長期的戰略半合作、半競爭關係。當然,前提是中方能夠以西方熟悉的語言,在西方看重的議題上和他們尋覓共識,讓他們的支持者將視線轉移到一個正面的共同論述之上。同時,當年與華破冰的基辛格及尼克遜所依賴的「企業性鷹派」(corporatist hawks)及「自由鷹派」(liberal hawks),一直對中國崛起持觀望態度。若他們看見中國經濟上長期與合作層面上所帶來的利潤大於其威脅(正和遊戲),並因而摒棄消極的零和負和遊戲思維,相信必然會促進兩國之間的合作,而非對壘。中國有必要在較為中性的平台上及國際機構裏,透過發展民間外交,推進並不局限於中美雙方,而是讓東西南北各方各國皆能夠同時得益的多邊政治合作。

第三,中國必須鞏固自身的管治論述,在制度自負(hubris)與制度崩塌(capitulation)之間走出一條新路來。此模式(筆者也一直對其進行研究,容後再聊)既非西方民主制度,也必不能是往回走的崩塌集權之路。艾利森於書中指摘華盛頓,並未有從冷戰結束汲取教訓,及時意識到中國並不會如蘇聯一般走向西方民主議會制。反之,無論是賢能政治(貝淡寧)還是技術管治(technocracy),中國擁有足夠的人才和資源,去建立出一個能夠妥善平衡公民權利及公眾利益兩「軸」的新型管治模式。同時也能向對其攻擊最為猛烈的批評者,展示出二十一世紀大國應有可有的模範。具體來說,貝淡寧認為「基層民主、中層實驗、高層賢能」這三個板塊模式,能讓中國走出新一道制度自信之路來。但管治並不止於對自身14億人負責,同時應有可「對外銷」的亮點及吸引之處。國家如何能夠把握是次新冠肺炎的疫情?在對西方民主制度直線「抽擊」的同時,也需要完善自身的論述框架,解決如地方與中央政府授權之聯繫、如何能夠驅使技術官僚體恤整體民情、將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聯繫強化等的燃眉之急。論述創新及改革,才能讓中國抗衡外界對其一面倒的妖魔化。

第四,中國應當在全球暖化、環境保育、教育及科技交流、國際機構管治等議題上,繼續深化其積極參與,並向對美國領導早已感到厭倦的歐洲及東南亞盟友伸出橄欖枝。須知道橄欖枝不應是單純的經濟利益,而更必要包含國家在環球宏觀議題上所能提供的撰述和立場。國內層面來說,脫貧致富,讓更多草根及夾心階層能夠接觸到國際機構及機會,讓中國跟世界全面接軌。未來大國之間的競爭必然趨向模式多元化,而非只局限於單純的軍事經濟角力。同時,短中期內,北京應與中國「老朋友」拜登共同探索可以合作的空間,以和為貴,重啟合作對話,為中國發展的長遠鋪墊。

三、香港的重要性

下周,我們將會探討美國對華政策應當如何調整。但想先說一下香港。

過去一年以來,香港滿城風雨。今時今日,我城也面臨着一個存在問題(existential question)。究竟2020年的香港,在「一國」之下,有何重要性?港人對於國家的價值在於哪裏?「一國」的維持,是否等同於完全照辦煮碗地模仿國內那一套,而摒棄香港中西交集的制度傳統?到底「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應當以什麼形式存在,才能讓香港走上改革之路,以化解過去多年來累積的怨氣?

須知道香港的重要性,並非一個恒常存在的既定。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必須要變。在這個修昔底德陷阱中,香港大可擔任二種角色。一、是如支持「攬炒」者,繼續自損三千地自毀長城,以一陣子的激昂換來慘痛的個人及共同代價,也將香港自身優勢徹底摧毀,讓其最終成為國內「另一座」普通二三線城市。二則是重新確立自身在國家版圖裏可以擔當的中間人、試驗場等角色,聯絡及吸納跨越光譜和國內海外的五湖四海人才,為此城保留肥沃的政治土地,讓前瞻性的開放思想繼續萌芽。這兩者之間,筆者選擇後者。

我相信香港前程,雖非錦綉,但也不朽。短中期內,香港仍有一定的法律及金融獨特優勢,無法被其他國內城市所取代。同時,具備國際視野的港人,也許不再是中國國土之內獨有的(筆者不少國內朋友,文化價值知識等絕對稱得上是「世界公民」),但依然有其優秀的過人之處。港人對西方政治概念的掌握,對華人文化的了解,讓我們能夠充當民間外交的領軍人物,在大國博弈之時,利用自己獨有的知識與履歷,創造文明共融(co-existence of civilisations)的空間。

我相信港人,我更相信有希望的年輕人,並不止於視表態及鬥爭至上的一群人。

中美要走出修昔底德的困局,香港亦然。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撰稿人、香港羅德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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