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5日

黃健明

經濟數據說香港故事

2019年，香港經歷動盪的一年，即使全年未完，經濟衰退已可說是寫在牆上。香港彈丸之地、了無資源，四大支柱產業中的金融、貿易和旅遊，依靠的其實就是資金流、物流和人流，支撐着近半的生產總值。產業產值的數據滯後，若以季度本地生產總值中的貨物出口、服務輸出中的旅遊和金融服務的變幅，再以相關產業所佔生產總值比率加以調整，多少可粗略窺見「三流」如何影響今年香港經濟增長的端倪。

人貨二流受挫

過往，香港的經濟增長都約在2%至3%之間徘徊。以2018年為例，金融業對增長的貢獻約佔十分之四、貿易佔十分之三、旅遊則佔十分之一，其餘來自其他產業。香港上半年社會未見衝突，而中美貿易戰已在升溫，出口下跌近半成（香港本地製造業近乎絕跡，入口受本地消費及投資左右，故難以反映貿易），貿易物流引擎不單熄火，更是逆轉，拖累實質經濟增長下降一個百分點。經濟只靠其他產業的增長支撐，才大約跟上年度打個平手。

貿戰在第三季度加劇，香港對十大巿場的出口幾乎全面下跌，整體出口跌幅進一步加大至7%，帶來1.5個百分點的經濟收縮。同時社會衝突全面爆發，遊客人數急跌三成，服務輸出中的旅遊收益也有相應跌幅。人流跌幅驚人，不過旅遊業的本地增值所佔生產總值頗低，不足5%，因此額外引發的經濟收縮亦只限於1.4個百分點。

人貨「二流」受挫，最終造成香港經濟在第三季度按年下跌近3%。社會衝突在第四季更烈，若以最新11月訪港旅客下跌半成作為基礎，第四季由旅遊業帶動的經濟收縮，很有可能還會比第三季再增一個百分點。

人貨「二流」受挫，資金流又如何？近日英倫銀行報告談及，投資基金的數據反映自4月政府宣布修例開始至11月，約近有400億港元流出香港。需要留意的是，英倫銀行報告中的數據其實涵蓋2018年1月起的數據，而數據反映早於2018年中中美貿戰爭持時，已有約近100億元流出，而4月至今流走的400億元中，大部分發生在社會衝突發生前的4至6月。

筆者無意淡化社會衝突對資金流向的影響，但是假如資金外流主要是衝着修例而來，對於推算往後資金流向會大大不同。事實上，6月以後社會衝突愈趨激烈時，單是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南來的資金已經高達2000億元人民幣，而包括外滙基金票據在內的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也穩企於萬億，未見大量資金流出港元資產。在未見大額走資的情況下，香港對外輸出的金融服務數額在首3個季度與去年同期大致持平，至少未有為經濟收縮帶來額外壓力。

穩定制度關鍵

由此可見，香港藉着獨立而透明的司法制度、全面流通的資訊和自由流動的資金體制所建立的制度優勢，暫時仍然未受街頭的社會衝突摧毀，繼續支撐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業的本地增值佔生產總值約近兩成，在中美貿易摩擦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除的情況下，維持外資信心是避免香港經濟崩潰的重點。然而，假如社會衝突長期持續，難保政府與示威者之間互動帶來的政策不穩定性，最終會蠶食外資對固有制度的信心。

既然制度重要，香港作為少數能夠長期維持聯繫滙率制度的地區，從中對於「制度」有何啟示？香港的聯繫滙率始於1983年，但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嚴重挑戰，其後政府汲取教訓，改革制度，致使聯繫滙率繼續沿用至今，可見能夠持久的制度關鍵，在於敢於改革完善。

此外，聯繫滙率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所受衝擊來自外資的投機，因此部分亞洲國家以限制外資流動治標。然而，香港政府以至社會大眾深明香港的價值來自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以限制外來影響以維護聯滙制度的穩定性，無疑是飲鴆止渴。

正因如此，以增加銀行結餘在聯滙制度中的兌換保障，以及加強銀行在必要時能獲得流動性的保障為兩大方向的所謂「任七招」，都是以加強聯滙制度對銀行體系作為制度參與者的包容性、增加銀行體系對於聯滙制度的信心，作為維護聯滙制度穩定性的手段。聯滙制度經過此次重大改革至今，安然渡過幾次本地和全球的經濟起伏，可見制度韌性正是穩定制度的關鍵。

黃健明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講師

 

下一篇：	應如何為大灣區的歷史定位
上一篇：	回顧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