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台」的形式與實質：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下）

新加坡採用單一議會內閣制，所有閣員都要是議員、也就是要從地區產生，這是李光耀刻意製造的從政階梯，確保任何有意擔任高級領導的人，無論多麼精英主義、「年年考第一」，都要從低學習吸選票做起，時刻留意民情，天天深入群眾，不會太離地；官員不可能不懂得使用EZLink card，李顯龍本人也經常不帶保鑣獨自乘坐地鐵、到大牌檔排隊，要是今天的香港特首如此公開行動，則後果堪虞。

每周落區掌握民情

對不少外間觀察者而言，新加坡議員的每周落區見選民的「Meet the People Sessions」，不過是行禮如儀的接見，但他們的確能較有效掌握民情，例如不少新加坡人對地鐵、組屋、CPF一類政策充滿意見，這類民情很難通過群眾運動傳遞，卻能通過耳語傳到領導當中。

忽視地區工作的閣員，哪怕是執政黨的明日之星，也可能遭遇滑鐵盧，最明顯例子是年前意外失去議席的外長楊榮文將軍，他現今倒成了香港常客；而政府也會主動改組內閣，有時是政治原因，有時是年輕化，由於被換掉的閣員依然是議員，也沒有多大震撼，卻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問責制。不像香港，問責制只是向同一權力來源的特首一人「問責」，行政會議成員以不食人間煙火為常態，視「民意」為「民粹」，只會連累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民意對立面。

新加坡每次全國選舉，反對黨都有穩定民意基礎，最不堪也有三成選票，全盛期更有四成，只是因為簡單多數制、集選區、傑利蠑螈等操作，在國會的議席才嚴重不成正比。根據這比例，執政黨在國會無論要推什麼政策，都無往而不利，但因此，政府更意識到「議會票數不代表一切」的真理。

李顯龍也懂得利用國會作為宣示包容、民主的舞台，最戲劇性的例子是年前他和弟妹就李光耀的祖屋問題爆發內訌，他主動到國會解說答辯，為處理失當令國民不安致歉，反映國會依然有其功能。相反在香港，由於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功能組別設計，基本上確保了「行政主導」，政府的議案和新加坡一樣，很難不夠票通過；但政府卻很少思考假如立法會由普選產生，可能所有政府議案都會被否決，也不會從這角度出發，主動對民情作出退讓，更缺乏新加坡執政黨上述「落地」消化民意的機制。

香港的選民既完成了投票過程，卻發現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反而卻「被代表」了，自然比新加坡的選民不忿；政府既知道權力來源不被完全認受，卻不願意就爭議事項多做一步，處理議會的智慧，更和新加坡背道而馳。

總之，新加坡才是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政體」，成功是在於民主並非裝飾的「民主成分」，而是真正具有決策角色的關鍵，具有制衡精英的功能；至於政府的威權性質，其實也得到民意授權，即使未來總有一天由反對黨變天上台，相信也不會改變，那樣新加坡人最着重的穩定，也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新加坡雖無大平台的形式主義，客觀上，「平台」功能卻早已融入制度中。新加坡不再視香港為對手，總是有原因的。

香港政制難言制度

現在香港的政制則相反，沒有新加坡的嚴密設計，也比純威權、純民主糟糕，本來就只屬過渡安排，根本不成「制度」。這結構性問題一天不改變，任何爭議後的「大平台」，都是徒勞無功的時間虛耗；要改變結構，誰也知道根本不是特區政府能說了算；這樣的「對話」，除了為個別政府官員、中間人、反對派代表得到個人事業機遇，以及不必要的期望落差，對大局毫無作用。

而當整個香港的未來一片陰霾，有正常分析能力的人，早已有自己的全球布局，還有誰會盤算「壽終正寢」的「機遇」？真正的大平台，應該是特區政府代表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爭取符合本地民情的真正權益，據理力爭，這才是作為中央和港人樞紐的應有責任。當本地政情臨界點已過，加上世界局勢大變、金融市場移動、未來科技湧現，假如再以前網絡時代的政治手段、社會撕裂來掩蓋問題本質，也就是特區政府目前所為，下場，恐怕慘不忍睹。

(編者按：沈旭暉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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