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有學者指出這是香港作為一個「軟威權半民主政體」(soft authoritarian, semi-democratic)自製的「完美風暴」;既然風暴來了,這個「軟威權半民主」政府的對策,據說是構築「大平台」讓各方對話。
藍絲黃絲 同不快樂
但邏輯上,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香港並非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新加坡才是;香港不過是一個「威權政體featuring民主成分」的奇怪實驗,屬最不理想的政治體制,既沒有威權、民主各自的好處,卻又齊集兩者的弊端,因此所有人無論是「藍絲」、「黃絲」,都不快樂。
根據政治正確原則,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自然不能和香港特區比較;但根據這原則,世上任何地方和香港比較都是犯禁,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就不時充滿這類比較,我們落到今天如此境地,總不能再庸人自擾。他山之石,總有啟發的。
新加坡經常被批評為威權政體,原因是政府「依法治國」操控生活不少層面,這正是讀法律出身的李光耀當年精心設計。例如對媒體、公民社會、工會和言論自由,新加坡法律都有嚴格規範,政府主導了輿論,批評政府只要沒有確實證據,很容易被控誹謗,近來又引入針對新媒體假新聞的法規,這一切和西方理解的民主大環境,都有一定距離。
但不少筆者在香港的「深黃」友人,到了新加坡,卻感到安居樂業,變成了當地「深藍」,原因之一是說到底,新加坡政府是如假包換、一人一票、沒有篩選的真普選選出來的。
每一屆選舉,理論上都足以變天。建國以來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明白,要是施政不受歡迎,無論多少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變結果,加上近年選情愈趨透明,每一仗都勝得不易。
只看票數 不理民情
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李光耀本人從來充滿危機感,他的政黨鼓勵內部競爭,對民意研判從不鬆懈。這和香港特首的權力來源完全不同,這幾任的特首固不待言,即使是有天真的根據「人大八三一框架」普選特首,他/她也不會有新加坡領袖的危機感,因為既不容易被罷免,又能找到特首之上的國家領導人位置作退路誘因。
新加坡對群眾運動管得很嚴,但一旦出現示威或明顯民情逆轉,政府的回應速度和魄力,卻是驚人的。最明顯例子是2013年,執政人民行動黨不過在補選輸掉議席,加上在2011年大選輸掉一個集選區,又出現了一些針對政府的示威,執政黨就內部研判為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
官方表面上說敗選原因與物價、民生有關,但群眾示威和社交媒體的不少批判,都在針對新移民,洋溢一片「新加坡本土主義」情緒。結果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幾乎一夜間改變,移民新加坡的門檻高了很多,保護本土就業的措施紛紛出台,聘請非本土員工前都要滿足本土化的法律要求,捍衞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政策也被推上日程。
不像在香港,政府思維只會在立法會「數票」,遊行示威無論多少人參加,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沒有用」的,除非直接影響到議員投票取態(例如2003年23條立法),或直接令議會不能有效表決(例如《逃犯引渡條例》)。
背後反映了單一事實,就是香港的立法會並不具備全面反映民意的功能,只是威權政府借「民主元素」為「justification」的工具,這也直接令政府養成「毋須理會遊行人數」的惰性。
(編者按:沈旭暉著作《平行時空2 – 解構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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