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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電視電腦儍頭儍腦 聰明笨伯人才蠢材

一、

數度在本欄論說加州大學醫學院生理學教授、博物學家戴蒙德(J. Diamond, 1937-)的著作,最近一次應為二○○三年四月四日,重提他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力作《槍炮、病菌和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今天提此舊事,皆因六月十一日出版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讀到一篇有關其人其學的長文,當中說及引發戴蒙德寫上書的原因,大出意外然而極具啟發性。話說七十年代末期他在新畿內亞「田野考察原始人社會」的「技術發展」時,與他友善的土著耶利(Yali)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仰天長歎:「何以白人什麼都有而我們一無所有?」

旨哉斯問。回美國後,戴蒙德用數年之力,上溯一萬三千年前的歷史,寫成上書。一句話,白人(西方世界)所以富強富足、健康長壽(比較而言),主要原因是發明醫藥(圍剿細菌)、煉鋼及研發大殺傷力武器有成──武力先行經濟「侵略」後至(先掠奪後「自由貿易」),是洪荒世界以來不易至理……。

《新共和》這篇長文,最令筆者「有感」的是對戴蒙德日常生活的這段描述:「戴蒙德不用電腦,全靠太太和秘書為他提供所有他需要的資料」,戴蒙德還對訪問者坦承他不知道如何「扭開」(turn on)家裏的電視,對於他最近才擁有的手機(iPhone),「我只能做若干簡單的事。」他的友人、學生(當然還有家人)經常教他怎樣用電腦,他十分上心,細心聆聽,可惜一上手便「全盤皆落索」。有位記者聽完他這段自白,「嚇得面無人色」!

筆者的友人及家中大小尤其是數名孫子,都知道這段有關戴蒙德與新科技「互動」的文字,只要更換一個名詞,全部可套用到筆者身上──這個名詞,是「秘書」改為「兒孫」!不得不提的是,筆者開關電視並無問題,惟對如何在Netflix上「選材」,雖用心學了數次,仍未跨入門檻──但曉得開關電視,算是比戴蒙德略勝一籌。

科網為用之大,人人──包括筆者──都知之甚詳且對發明者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不「親近」網絡,效益絕非純屬負面,那即是說,對電腦科技畏而遠之,並非毫不可取、一無所得。由於網絡上提供的資訊多元、要什麼有什麼,遂令睜開眼睛便開手機即上網成癖上癮者,因心有旁騖而無法專注,因此可能「萬事曉(不一定通)」即事無大小什麼都「知道」卻難有心得因而不易有所成!當然,不(或少)上網不一定便能成大事,戴蒙德顯然是個例外。

二、

說來真是不可思議,除了像戴蒙德之於科網,筆者的日常生活習慣,竟然與蘇聯著名的「異見人士」、巨構《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作者、諾文獎得主索爾尼辛(Aleksandr Isayevich Solzhenitsyn, 1918-2008)有近似之處,不久前小女傳來刊於二○一八年十一月二日Literary hub一篇Viv Groskop所寫的長文〈The - Weirdos - of - Russian - Literature〉,當中有關索爾尼辛的「生活素描」,小女說把筆者的名字代入,不必改動內容半字,便是筆者的家居寫照:「索爾尼辛每天工作(寫作和找資料〔research〕)十八小時……」、從不接聽電話,因為他說「這是內子的責任(duty)」。「索太」聽罷,一笑置之,對訪客說:「他已有五年未出家門(he hasn't left the house for five years);他的脊椎有問題(missing a vertebra,椎間盤脫出病?),但他不當一回事,天天伏案讀寫不輟……。」

「宅男」索爾尼辛的「壞」習慣如不聽電話、長年不出家門和脊椎有病,同為筆者「痼疾」(筆者脊椎早壞,不聽醫言,拒開刀,天天步行四五十分鐘,歷數年竟然「痊癒」〔?〕);不過,筆者不想接聽電話的理由則有所不同。筆者對電話尤其是電話鈴聲有「恐懼症」,主因是筆者不是伏案填格子便是翻閱實體書籍;不從事「文字工作」時則有一二必須萬籟俱寂才見真趣的癖好,鈴聲一響,經常給嚇了一跳,拿起話筒,不但慌張失措且似有所失,本已拙於言詞,此刻更不知所云,因此得罪了不少親朋戚友,久而久之,家人友人都知道此「惡習」,便不與筆者「通電」了!至於筆者只讀「印刷媒體」,原因有二。其一為字體穩定、較大,因而可以不同顏色螢光筆「作記號」,方便寫稿時「找資料」;其一為不多用點紙張,商人怎會植林,換句話說,多用紙張才有誘因「迫使」商人多造林進而有綠化環保之效!

三、

六月十三日《眾新聞》貼出署名一學人所寫題為〈致兩位林先生──難道你們不忿怒?〉一文,「兩位林先生」是指林鄭月娥市長兩位公子節思(Jeremy)和約希(Joshua);文章是回應市長就「反送中」群眾運動的電視訪問。矛頭直指「兩位林先生」,一學人說的是:「你們如今縱容你們的母親,以作為你們的母親之實,作蒙騙香港人之詭辯……,他日惡法一(通)過,你們恐怕落得一輩子不忠不義不孝之名──對成就真理事業不忠、對香港朋友的不義、對落得千夫所指下場的母親不孝!」一學人言重了,他怎知「兩位林先生」沒有私底下勸告他們的母親!?

不過,對一學人的大作,觸發筆者寫這段短文的是他指出「偉大的道德哲學家Adam Smith以年僅十七歲之齡進入牛津修讀……,卻因不忿當時牛津學派的因循守舊,忿而未完成牛津課程便離開……。」

史密斯十四歲(一七三七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學(他非神童,當時蘇格蘭入大學的平均年齡是十二歲),十七歲時考進牛津貝利奧學院,他對牛津寄予厚望,哪知終身制(Tenure)令無後顧之憂(不會「無端」為校方辭退)的教授們──主要是史密斯的導師(Tutor;劍大稱Supervisor)──敷衍學生、無心教學,令史密斯大失所望、極為反感,一如筆者在約三十年前的舊文所記:「史密斯的牛津生涯並不愉快,他的求知欲因為教授們的怠惰而得不到滿足;不過,在牛津六年,他上圖書館研讀,獲益不淺……」。

史密斯牛津這段不快的經歷,可見《原富》第五卷第一章第三節(嚴復:〈論君主及合眾國之度支──幼民學校之費〉),原來日本今上德仁天皇那本牛津憶往的《泰晤士與我》(原名見五月二日本欄)提及此事且寫之甚詳(第五章最後一段);德仁所以寫史密斯,是他對與《原富》頗有心得,當然,與他們同為貝利奧校友亦不無關係(順便一提,下屆英相大熱的約翰遜,亦為校友)。

牛津校友毛羨寧五月二十日在本報的「盡付笑談」專欄寫五月一日牛津貝利奧(Balliol)及摩頓(Merton)學院「揚起了旗幟,祝賀舊生德仁和雅子成為日本新天皇和新皇后……」。有這兩位「日本最高統治者」為校友,牛津當然與有榮焉(一如劍大聖約翰之於金庸),不過,牛津「身份」(大學排名榜)肯定不會因而有所提升,而令和年代的日本亦絕對不會因此採行「英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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