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6日

江麗芬 政局筆記

佔中心結須解還未解

2014年12月11日警方在金鐘夏慤道採取行動清場後，歷時79天的佔領運動告一段落；當車輛重新駛過金鐘主要交通幹道後，香港彷彿一切回復正常，大家繼續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然而在同一天空下，佔領運動的痕跡卻從未湮沒，佔中心結還沒解開。

當年9月26日晚，學聯與學民思潮在罷課集會後，呼籲參與者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即俗稱公民廣場，讓原定於10月趁着國慶假期才啟動的佔中運動提早開始。事件距今已近一年，但隨着周永康、羅冠聰與黃之鋒三人因衝入公民廣場在上周四被判加刑入獄6至8個月，這些塵封舊事又重現眼前。過去一個多星期，社會對於三子被判囚出現不少迴響，對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及上訴庭裁決的不滿情緒，當中有幾分夾雜着佔領運動期間抗爭的氛圍。

佔領運動的導火線，既是要爭取落實2017普選行政長官，也源於對香港近年現況的抱怨；當中既因政制停滯不前，更為中央過去幾年對香港的政策趨於強硬，令不少人覺得本港原有制度受損、變得愈來愈陌生。

爭取真普選的群眾，聲音是要追求民主、平等，也是要保留香港生活方式「真的不會變」。運動瞬間爆發，可說把過往多年來的怨憤推到一個頂點。

佔領運動最終在拖拉79天後，於人潮漸散、意志消磨庶近殆盡後，以清場告終。這一場運動極具爭議，應否用佔領方式爭取民主？應該撤退抑或留下？在曾參與的人士中也意見紛紜；這既是對所謂抗爭手法有不同意見，也是對香港未來發展與出路的想法存在差異。

然而，經過如此重大的社會動盪，特區政府顯得措手不及，以為清場能清走一切，按本子採取司法後續行動便可為事件畫上句號。其實，社會的不安與不信任還是持續下去。

律政司司長角色的尷尬

今次判刑激起社會一些人士對律政司的角色及司法制度的質疑，歸根究柢是對政府的不信任。其中，最讓泛民主派及社會針對的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此次訴訟中決定提出刑期覆核有否政治考慮；尤其是外國傳媒引述政府消息指出，律政司內部對覆核有不同意見，最終「去馬」只因袁國強的堅持。

律政司被懷疑作政治檢控，並非始於今次事件；在青年新政梁頌恆與游蕙禎宣誓案後，去年底特區政府再向4名立法會議員採取法律行動，最終令他們也同樣被褫奪議員資格，結果引來外界較大疑慮；因為，不少泛民議員在宣誓時也曾「加料」作政治表態，為何律政司卻偏選那4人？是要為建制派掙回議席、為選舉部署考慮，還是真有充分法理依據？至於律政司就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及「雙學三子」衝入公民廣場兩案上訴覆核刑期，也予咄咄逼人的印象，最終法庭加刑，再加深社會的擔憂。

律政司司長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之一，政圈以至社會人士均相信北京只許讓「信得過」的人來出任此位；所以回歸後首任律政司司長是建制派內根正苗紅的梁愛詩，而非外傳首任特首董建華屬意、過往在立法會內有「Bill（法案）王」之稱的夏佳理。曾獲內地委任為地區政協的袁國強，自然也被視為北京「信得過」之列。於2002年特區政府推行問責制時，律政司司長更理所當然成為政治任命官員之一。

律政司司長既是港府主要官員，又主管刑事檢察，在法律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兩者如何協調，一直有爭議。因此，2001年立法會內討論問責制期間，當時的大律師公會便指出：假若律政司司長一職要成為政治任命，則律政司司長的法律職能必須轉交另一位律政專員履行，例如法律政策專員或刑事檢控專員，而律政司司長只須負責法律政策的工作。

不過，有關意見最終不獲接納；政府強調此舉有違《基本法》，因為當中第63條說明賦予律政司司長掌管刑事檢控工作的權力。

印象使然 有理說不明

港府的說法是否恰當，不同法律界人士觀點有別；例如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認為仿效英國當地的改革建議，把有關檢控工作交予律政司內其他官員負責，那並無違法。然而，即使外界對律政司司長的角色存疑，回歸以來除了1998年的胡仙案外，社會基本上對這問題很少爭論，直至近日上訴加刑案後，才再次讓人關注律政司司長的角色有否背負着政治任務。

律政司司長在過去一個多星期，已先後多次就事件發表聲明，以及撰文回應；當中一些事實以至誤解，應有助釐清，但律政司司長在政治面前，能否維護法律的尊嚴，那是公眾印象與信任的問題，則恐怕有理說不清。

過去幾年間，佔領運動心結未能釋除，社會繼續撕裂，對立陣營之間仍然存着互不信任，各有鮮明立場；今次，對加刑案迴響甚大，其實也不過是當天的延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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