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9日

江麗芬 政局筆記

法院不過是制度一部分

香港人一直相信法庭和法官，有時甚至視之為神聖，經常以法律女神泰美斯（Themis）作為圖騰。

這星期，在律政司提出上訴後，法院先判處反新界東北發展的13名示威者入獄8至13個月，隨後在周四再把2014年9月衝入「公民廣場」而被捕的的羅冠聰、黃之鋒與周永康加刑，由原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改為即時入獄6至8個月，社會上便有意見開始質疑，香港的法院已悄悄地跟政府來個「三權合作」，變相成為管治的武器。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法律制度其實是用來解決糾紛、規範社會以及方便管治，不多也不少。

訟費面前 並非人人平等

法律制度被視為保障香港人權與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社會普遍對法庭和法制抱持非常正面的態度，往往會為此而群起捍衞法治尊嚴。就像2015年底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以〈難道司法制度夢遊直至2047？〉（Is the Judiciary Sleep-walking Towards 2047?）為題演講，批評法院效率問題，但由於他同時狠批司法覆核遭濫用，又挖苦法律學位還未讀完的梁麗幗可把「控告特首寫入履歷」，頓然成為輿論焦點。他另外提到的普通法延續、判詞冗長「離地」等等問題，便沒有人再有興趣討論。

任何人一旦捲入官司，不論是否牽涉政治，他們花在訴訟的開支將會十分巨大，若非等閒之輩，或者沒資格申請法援，根本難以負擔，官司纏身導致破產者大不乏人。而且一宗官司往往延宕數月至數年，即使有經濟能力負擔訟費，但長年累月的拉鋸始終磨人心志。相對於擁有龐大人力物力的政府和財團，普通市民根本無法擺脫「生不入官門」的恐懼。若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現實卻是有能力負擔訟費的人「更加平等」。

法律制度既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仍然值得信賴，因為大家相信，任何人行差踏錯亦須面對法律制裁，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盲目崇拜 只怕一廂情願

只是，大家要明白法律制度本來就是管治的一部分，有其社會功能，也有其限制；若對法制過於盲目崇拜與維護，只怕是一廂情願；同樣地，因着一些判決而懷疑甚至認定法治已死，恐怕也是情緒主導，言過其實。

在今次「雙學三子案」中，原審裁判官與上訴庭的判決截然不同。原審裁判官對於三人的行為有負面批評，又有正面肯定；但同一案件放在高等法院上訴庭，法官對三人的行為予以強烈批評，質疑三人的強行非法進入「公民廣場」，自以為是，漠視法紀，並且質疑「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是為「歪風」，認為三人罪行嚴重，更要「阻嚇同類罪行」，以「維護法治的尊嚴」。

上訴庭的判決理據有爭議，但現實上法院從來是社會的縮影，法官當中既有開明開放，也有作風保守，各有不同的法律觀點，法院的判決不可能盡如人意。過往如是，今天亦然。

對於上訴庭的法律觀點，社會不妨以法論法，但是否「法治已死、三權合作」，則有商榷餘地；兩個律師會和部分學者不予苟同，認為案中被告就所干犯的罪行是經適當的法律程序審理而獲定罪、判刑，不應作出沒根據的攻擊。

觀點不同 判決難盡如意

無可否認，社會崇尚法律制度的同時，近年漸見政府樂於以法律途徑解決問題，而且經常把「尊重法治」掛在口邊。政府過往不會對抗議行為採取法律行動，今天示威者隨時有可能面對訴訟，或者嫌輕判而提出上訴，以求達到政府或建制所想見的結果。至於政府是否用盡法律制度、對異見者窮追不捨？不同意見者大可以這樣說，但在建制或一些人眼中，泛民主派過往因不滿政府的判決而提出司法覆核，也會被批評為用盡其司法權利。

說到底，社會必須承認，各級法院和個別法官總有不同的觀點，導致不同的判決，任何人毋須把法律制度想得太過理想、過於一廂情願，否則只會脫離現實。更何況，法庭是演繹、執行法例之地，而法例則是由政府負責提出、並由立法會通過；不少香港人一直在批評政制有偏差，質疑行政主導以至立法會功能組別的代表性，在這政制下又怎能期望法庭的判決盡如其意？

英國BBC近年有一套律政劇Silk（《皇家律師》），劇中女主角Martha在游說陪審員時便說過：「這裏有法律，這裏也有對與錯，兩者卻並非時常站在一起，因此便須由陪審員來填補這空隙。」法庭判決跟對與錯不一定劃上等號，法院只是管治制度的一部分，社會的縮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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