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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0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誰說書生,百無一用 ?

曾有人跟我說,這個時代,已經不再存有書生,只有賣到書、賺到點擊率的輿論家,及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書呆子。前者身經百戰、混得風生水起,左一道青龍而右一道彩虹,忽悠能力比天還要高。後者,則沉迷於自身的知識發掘,然後隨着時間流逝而被淹沒在人來人往的鬧市中,卻並非「大隱隱於市」,而是「無人知悉,所以被迫歸隱田園」。在一個溝通科技、傳統紙媒看似崩落而社交媒體如雨後春筍後發先至的年代中,書生,絕對是「百無一用」一物,倒不如放下臭皮囊及身段,及早上岸為好。

這些批評,若再配上針對着傳統菁英所謂的脫節及「離地」而作出的批評,則往往更有說服力。在這種世界觀框架中,書生缺乏實戰經驗,永遠都只能紙上談兵,不知民間疾苦,更毫無現實組織及行動力,只能「憑着一支筆桿,開拓他們的夢想」,去創造所謂的烏托邦。

在這些批評者眼中,只有「貼地」的親身經歷,才能讓人得悉到真知灼見,體會到現實的缺憾及不完美。書生?在這個精英過時、學識不再值錢的年代,只能充當一個被遺忘年代所遺留下來的產物,最終只會被淘汰。

筆者不是什麼聖人,也不是什麼高人,卻有着一種稍微怪異的喜好,偏愛與主流旋律作對。這個年代,講究速食、賺讀者、博眼球、混點擊率。

固然筆者也是人、也有作者喜愛受讀者肯定的自然喜悅感,卻對以上這種文化有種主觀性的懼怕,甚至反感──懼怕原因很簡單,因為要吸納民意及民眾支持,往往要人說違心說話,將自己不想說的說話渲染而抬上面來,然後將自己最想說的說話埋藏於心,不好受。與此同時,也有一種根本的反感:人家想我說的,與人家可以接受的,與我認為人家應該聽到的,這根本是兩碼子的事。

一、書海無涯,回頭是岸?

筆者對這種批評不敢苟同。我們先從一種廣義角度入手,且當「書生」為「學者」,再反問,學者有何作用?對,一名與時代徹底脫節、不食人間煙火、困在自身所構建出來的迷思及框架的書生,固然難以道出什麼能為時代鋪墊或所用的真相或思考,卻也正因如此,他們不會是好學者,不會是稱職的書生,更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思想家。

學者──尤其是政治或社會科學的學者──必須要無時無刻緊貼事實,卻也要從事實層面上梳理出一套論述,悟出一些較高層次的宏觀性結論。這些論據及思想未必完整,甚至會相互矛盾──這是自然的,因為知識累積過程當中必然是一個有其難以說明或解釋的位置,必須以積極透徹的辯證法(無論是唯物還是唯心都好)來做統籌及組織,從而讓學者們最終能更全面地構建出一套符合知識架構及標準的世界觀。世界觀會變、會演進,這不是問題。問題是當世界觀的演變是出於一己私利,讓「學者」隨風擺柳,成為權貴的附庸。

以狹義入手,我們可將「書生」當為「理論家」。那麼理論家,又有沒有立足之地?難道我們這個時代還不夠理論家嗎?如今網上人人皆可當判官、線下一個普通人都可以成為新一代的政治思想領袖──我們似乎毋須滿腹經綸的理論「大師」,更不應擁戴「吹水不抹嘴」的「馬謖」們,讓我們車毀人亡。理論構建者,能煽風點火,更能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推動人走上不歸路,然後全軍覆滅。最厲害的,當然是他們在做了這些事兒以後,仍能全身而退,留得一身美譽。寫幾篇文章、將民眾情感挑動到一個高位,然後再戴上「我只是在作假設性推測而已」的頭盔,既賺了群眾掌聲,也能保他們一家平安──這種理論家,我們還要更多嗎?難道我們不被他們害的夠了嗎?

作為一名攻讀政治理論的博士生,我在此必須要為理論家正名。一小撮理論家的個別行為,不足以讓一竹篙打一大船人。理論船上絕大多數的人──姑勿論實際政見或立場,都是懷着改變世界、改善社會的初心幹事的。有些人或是認為世界要跟隨着符合自身利益及背後支持者的軌道去走,也有人認為進行理論工作的本身便是要將權力從當權者手中剝走,讓人民得以改變自身命運及生活在內的權力架構。有些人乃認為有一些道德及規範性執着是不能放下或僭越的,也有人認為理論必然要符合事實根據,不能違背政治現實所容許的。但絕大多數政治理論家,初心就算不是高尚,也不會是為了為非作歹。因為我們相信理論,能夠以不同形式及渠道改變現實,帶來最基本的公義及正義。

二、這個年代,仍需要書生嗎?──論理論家的必需性

理論家有三大關鍵作用,讓其在烏煙瘴氣的社會中,必須繼續發聲、提出進諫、並以理論影響行動。當然,理論家在從事以下的種種行為之時,不能純粹為了一己私利,就算是為了自身利益,也要將知識的準確度及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筆者曾經在〈知識分子,責任何在?〉一文中探索這兩點之間的平衡及衝突)置於首位。

第一,理論家往往可為讀者(當中包含普羅百姓、當權者、知識分子,或是看似「沒有知識」卻實際上心繫社會實況的忠良之人)提供一個理解及解讀世界的框架,帶出並點出別人看不到的東西。理論構建者除了要將事實較全面的一面所呈現(這樣工作,說實話,電腦也能充當,毋須理論過度演繹),更是要將背後的趨勢、原則、道德及非道德性審判呈現出來。

但理論家不能在此基礎上指鹿為馬、或是以偏概全地表示自身論述便是事實的全部──在一方面來說,尺度及規模過於「宏大」的理論框架之自然缺憾,便是其對完整性及統一性的追求,往往令其失去靈活度;另一方面,若理論過於微細,則只會有失大局觀,難以轉移及應用於看似不同的情況之中。行動固然重要,但只有理論,才能設置具體的「背景」及標準,讓我們衡量及判斷行動得失,從中反省並找出改進的空間。

同時,理論能將多個看似毫無關係,實際上卻有相似之處的具體案例中的共同及相異點點出,從而讓批判者及建設者對症下藥。這些種種功能,唯有理論化過程中的抽象化(abstraction)及昇華(sublimation)才能達到。也正因如此,若理論變成宣傳、宣傳變成「文宣」,則只會變成既定意識形態排斥證據,甚至刪改事實的墮落工具──這樣的「理論家」,不具備學者應有之風範。

我們要理論家來做什麼?是要他們重複市面上時常看見的泛濫論述,純粹地加上幾個專有名詞,故弄玄虛?還是要他們以自己的學位當吸取人血的基本資格,然後讓他們上演一場滿足花生之友的好戲?兩者都不是──理論家不應只會重複大眾想聽到的術語,以堂而皇之的半謊言粉飾太平、或扭曲事實。反之,一名認真的理論家會透過調研、思考、個人經歷,反覆探討理論框架與所發生的事實之間的距離,將理論改進、變革──而不會將一本通書說到尾。有些所謂的「學者」,花了二十年時間咀咒一個國家,指其會崩潰──這種一成不變,除了有違事實最基本的呈現以外,更是一個確實的理論家反面教材:不可取!

第二,理論家透過找出共同點,參考古今中外的歷史及前任軌道,從而點出我們應當尋覓及追隨的具體政策方向。如何從細節走到事實的全部,再從事實走到看似虛無縹緲,實際上卻是事實歸納的成果?這就是理論整合的魔術,需要抽絲剝繭的邏輯思維,而不是單純的固有思維。

在政治學上,有不少問題乃是「以實驗為基礎」(empirical)的──比方說,今天有沒有下雨、投票率客觀數量(而不是捏造出來的假數據)為多少、一個國家的人口有幾多等。這些問題的方法論固然背後乃存有一定的實證主義(empiricism) 做支撐,卻大抵沒有太強的意識形態在背後支配一切。說一便一,說二便二。但也有不少問題,讓我們不得不衡量及反思背後的價值觀及道德規範性(normativity),並不能從單純的事實撰述便能找出答案。

比方說,一個社會最為公義的經濟分配模式到底為何?甚至,以「分配公義」這套路來撰述經濟政策,會否不正當地僭越或忽視了包括私有產權理論在內的程序公義論?這些問題,並不能透過單純的「實踐」或實證來解決。我們不能假設現實現況就是對的。

為何不能?固然事實必然對我們對道德正確的審判有其影響,我們也沒可能可以徹底抵消或忽略我們思想受現實主宰的程度。但若我們武斷地蓋棺定論──之所以這是正確,只因為我們看過其在世界上的普遍性,那這種論述模式,則會驅使我們推論出各種各樣扭曲而可怕的事實,包括「飢寒交迫乃是我們應當接受的常態」或「戰爭是必然會發生的,我們無法阻止,所以應當躺平接受」。

筆者不相信,也不想信,這乃是理論家應當高舉的原則。種族歧視、帝國主義、殺人如麻的軍閥主義,這些意識形態也許在我們生活中無法躲避,卻只有具備良心的理論家,才能以足夠的論述及思想資源(discursiv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去抗衡這些不公義的體制──單靠行動者,極其量只能以偏概全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失全面性。

最後,理論構建本身便是一種行動。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世界觀中,認定政治行動 (political action)乃可以各種各樣的實踐模式所存在──包括辯論、思想、對社會的關注及反思等。現實是,關鍵在於行動是否具備集體性及共同性,而不是行動有沒有「落實」某些結果。思想能讓民眾啟動,也能讓人民意識到真相。誰操控輿論、誰操控思想,誰便能定奪權利及權力的支配。這是政治宣傳學101,也是管治心理學的關鍵一環。

在此前提下,理論思想的形成、散播,以及倡議,本質上便是一種從政的模式,也是一種政治參與的渠道。有不少人認為,理論家必須「下鄉工作」,透過行動及體會事實,從而「走出理論的象牙塔」。但筆者則認為,真正的理論,並非存在於一個特定的象牙塔或時空之中,並不能以「離地」或「貼地」做簡單的二元對立區分。

一套成功的理論,必然有其在地性──反映實情、改變民心、將情感及主觀判斷轉化成集體行動的政綱及指引。與此同時,也有必然的抽離性──因為歸根究柢,理論除了要讓人能剖析特定案例或實例,更要讓他們在零碎化的個體之間找出具備連貫性的「框架」及「套路」,從而讓後人更能容易地掌握事實,投身行動。

一套實踐力的政治理論,未必反映事實。一套反映事實的政治理論,卻未必能讓人人皆懂。唯有兼備兩者的理論,才能稱得上是一套合乎道德邏輯及現實要求的思想框架。

三、「也知道難得糊塗才是福」

小時候,很喜歡看《鐵齒銅牙紀曉嵐》,片頭曲是一首《誰說書生百無一用》。好一首曲,當中有一句,尤為有趣:

「也知道自古漫漫人生路 只不過這人間

世道不該貧的貧 不該富的富 也知道 難得糊塗才是福」

與其在民意與半真半假的「後真相」之間糾結,倒不如我手寫我心,嘗試在這紛亂的時代中盡自己應有的責任。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首本著作《破繭論》現已出版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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