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香港被標榜為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的重鎮，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奇蹟讓香港由一個小漁港變為國際大都會，加上政府經年的非政治化教育，配合中國傳統的務實文化，令香港社會長期以來都是普遍瀰漫着凡事以「利益為先」的意識形態，由私人事務至公共政策均如是。「利益為先」所講的利益，是有形、直接的物質利益；簡言之，是可以轉換為金錢單位計算的利益。
在同一時期，香港的民智亦隨着經濟發展而演進，即使政府成功以非政治化教育淡化社會爭議，但全球化的影響仍不斷重新塑造港人的意識形態，讓更多人擁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公平、公義等普世價值，這也不單局限於年輕的一代和高教育水平的一群，香港社會已凝聚起另類的意識形態，以「價值為先」，並有力挑戰「利益為先」的意識形態。「價值為先」所講的價值，是超越物質利益的道德價值，是包含尊重每個人的基本尊嚴的普世價值。「價值為先」也不是完全不講利益，但所講的利益還包括無形和間接的利益，是那些不那麼容易轉換為以金錢單位計算的利益。
「利益為先」與「價值為先」的爭持，在雨傘運動之前已發生，但「價值為先」的意識形態可能仍屬小眾，但由雨傘運動所帶動的史無前例的社會變動，已把「價值為先」推到社會爭議的前線，已不是執政者能漠視的訴求。
「利益為先」與「價值為先」之爭，在最近特區政府進行有關退休保障公眾諮詢便可清楚看到。曾獲特區政府委託為退休保障進行研究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批評特區政府在退休保障的問題上，唯一關心的是錢；但他認為退休保障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倫理、道德及社會融合的問題。特區政府在構思退休保障的公共政策時，明顯是以「利益為先」，周教授卻示範了什麼是「價值為先」。
同樣出現「利益為先」與「價值為先」之爭的是有關標準工時的討論。由於政府的傾向是不會推動為標準工時整體立法，而只會立法規定僱主須訂立標準僱傭合約規管工時，導致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勞方代表杯葛會議。在考慮是否立法全面規定標準工時，政府與資方主要是看僱主因而要多付的薪金，卻沒有考慮設定標準工時所會帶來的好處。
不說一些超越物質利益的價值，就算設立標準工時而能帶來的間接利益，如工人因多了休息時間和與家人相處時間提升工作效率，或由於親子時間增加令家庭衝突減少而為社會帶來的無形利益，由於不容易轉換為金錢單位而沒有加入計算。設立標準工時與設立退休保障一樣，都是表達對人最起碼的尊重，是道德的問題，以「利益為先」的特區政府更不會考慮了。
「價值為先」不是不考慮利益，而只是在利益以外，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珍惜的東西不是金錢能買得到的。在為社會計算利益得失之時，我們還要考慮這些不是金錢能買得到的價值，若大家有共識，這是香港社會所要爭取或維持的價值，那麼即使要付上很大的利益，也是值得的。重要的是社會不能只看利益而不看價值，而政府或執政者更應引導社會去為大家認同的價值尋共識，而不是「窮得只餘下錢」，叫大家只看眼前的金錢利益。
或許還有一段時間，管治仍會由「利益為先」的意識形態所主導，但香港社會在全球化下，「價值為先」的理念會愈益取得更多人的認受，必會繼續挑戰「利益為先」的思維。源自「價值為先」的雨傘運動及新獅子山精神，必會在未來日子不斷挑戰源自「利益為先」的中環價值和舊獅子山精神。有人理解後雨傘時代是世代之爭，但我相信應是利益與價值之爭。
香港能否真正成為一個擁抱現代文明的國際大都會，還是看香港最終是否能轉化為一個以「價值為先」的社會。若能的話，香港更會成為建立一個現代文明中國的先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