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2010年代創作的最深刻、最具洞察力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既不是期刊文章，也不是專題論文，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書籍出版物。相反，它採取了一種網上研討會的形式。在《紅色豐裕：扭曲的木材讀書活動》（Red Plenty: A Crooked Timber Book Event）中，由政治學家法雷爾（Henry Farrell）召集的學者和知識份子，採用一種新的印刷傳播模式，以回應斯普福德（Francis Spufford）的《紅色豐裕》這本非常有趣的著作。
斯普福德曾分析蘇聯嘗試利用官僚主義和數學，以建設比依賴市場所能實現的更美好社會，但這嘗試卻徹底失敗。然而每次當我重新審視《紅色豐裕：扭曲的木材讀書活動》，其創作者對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所產生的難以克服的困境所抱有的深刻見解，都深深打動了我。同樣打動我的還有這場「讀書活動」在利用全新技術推動人類交流以及共同理解世界的方式，發生質變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因為法雷爾最近發表了一篇新文章「高科技現代主義的道德經濟」，我本人也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他和社會學家福卡德（Marion Fourcade）認為，互聯網及其衍生物（也就是他們所謂的「高科技現代主義」）正在改變世界，其深遠的程度就如市場經濟的興起及在現代國家下社會官僚的出現所帶來的改變。
上述論點牽涉到人類社會的基礎。我們人類從個體的角度而言都軟弱無力。只有依賴在特定文化下借助生活經驗所積累的知識，我們才能生存下去。但要想建立某種文化或創造出任何東西，我們需要在集體智慧和分布型實體中，對自身進行組織和協調。數千年來，維繫這樣的組織活動通常有3種不同形式。
首先是再分配：資訊、資源和有用的產品先流入一個集中調度池，然後，流出時再採取分配任務、工具、獎勵或社會支援等形式。第二種模式是互惠：在長期大致平衡的禮品交換關係中，每個家庭均與其他若干家庭有聯繫。而且，由於多數人類社會僅有6種分離程度，某單位的需求將影響其他許多單位的行為。最後，還要加上民主：人們通過爭論和探討以達成粗略共識，以便為商定的計劃爭取最廣泛的支持。
當然，每種組織模式都需要配以相應的分配和授權模式，以回應誰應當分得更多好東西（也就是誰應當比其他人「更平等」）的問題。再分配使權力向位於系統中心的人身上集中：在互換制度下，掌握最多資源和人脈的人握有最多權力；而在民主制度下，最有口才的人掌握最多權力。
進入現代後，我們又增加了兩種模式：即由商業階級所設計的市場經濟；以及由現代國家所設計的官僚體系。市場作為一種工具，對從群眾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上無可匹敵。但在實踐中，通過確保有效利用那些恰好有能力制定市場價格的東西，其範圍僅限於滿足富人的需求。
同樣，官僚體系獨有一種分類和標準化的強大能力，這使其能夠把握互換或再分配制度無法掌控的宏觀局勢。但當然，也會導致許多效率低下問題。
我們強勢但有深層缺陷的不平等文明，是由在3種原有組織模式中加入市場和官僚體系而建立。但現在，法雷爾和福卡德卻提出警告，我們正在加入演算法這第六種模式。
按照技術樂觀主義者的說法，演算法社會將遠好於我們可以期望通過市場和官僚體系所構建的任何社會。與市場不同，演算法並不僅限於看到富人的金錢需求，和現有的產權主張者所強加的金錢成本。同時，與官僚體系不同，如果你是一顆方釘，演算法社會不會強迫你篏入一個圓孔。
你應當歸入何種類別，不再由「專家」來決定。相反，人們通過語言和行動所表現出的偏好，將自動劃分興趣組。通過利用規模經濟的獨特力量，社會將調動資源來服務每個人。
我們是否也應當抱有同樣的期待？可以肯定，當官僚體系作為一種全新組織方式出現，它抹殺了隱性的知識形式，打破了民眾生活的不規律性，並迫使人們進入對當權者最為有利的範疇分類。同樣，通過優先滿足富人的需求，市場引入了大量、代價高昂的新外部性。但有沒有可靠理由認為演算法社會能修復這些缺陷，或者它不會帶來獨有的大量全新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快」「慢」思維理念，可以幫助我們看到其中的利害關係。演算法社會只會服務我們的「快速思維」層面，不斷尋求「參與」——也就意味帶來憤怒和恐懼。就像市場只迎合富人一樣，演算法迎合我們最糟糕的衝動。
一個引誘點擊的社會，不符合任何人的烏托邦願景。但我恐怕那恰好是現在正推使我們向前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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