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達喀爾（Dakar）熙來攘往的Liberté 6市場，掀起了一個驅逐浪潮。這是一個長約一英里的商業中心，已經為社區服務了逾20年。數以百計的街頭小販攤位被推土機推平，讓路新公共交通系統。當局事先發出了通知，並給予了賠償，以彌補生意損失，但這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缺乏交易空間。
流動商販是一種合法的經濟活動，數百萬人以此為生，在全球南方許多城市的城市就業佔很大份額。達喀爾有近 5.9萬名街頭小販，佔總就業人口的13.8%，大城市利馬（Lima）約有 45萬名街頭小販，佔總就業人口的8.8%。非正規經濟吸收了眾多因新冠大流行而失業的人，這些數字可能還會增加。
這是一種生計，首先需要一種資源：進入繁忙的、利於通行的、交通便利又負擔得來的公共空間。但政府當局卻把重點放在「清理」城市上，這意味清除街道上的小販。在他們看來，非正規商人令人討厭：他們在街道上亂抛垃圾，阻礙城市交通，佔用可以用於現代化或美化項目，或者出售給財力雄厚的開發商，並轉變為城市精英休閒綠洲的寶貴空間。
未能為街頭小販提供他們需要的空間，是短視的（驅逐運動永遠無法解決「問題」——工人往往別無選擇，只能重新營業）。2015年，國際勞工組織建議，隨着成員國從非正規經濟轉向正規經濟，應允許自給自足的工人使用公共空間。然而，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實施了限制准入的狹隘政策和法律框架。
事實上，這種模式已經植根於政策制定者將非正規經濟正規化的策略中。這些策略主要側重於讓非正規工人登記和納稅，它們可以提供重要的機會，包括獲得社會保護、融資和專業培訓。但它們幾乎從不承認公共空間是工作場所，使現狀永久化。相反，它們大搞空中樓閣——實施懲罰性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將非正規買賣定為犯罪，剝奪最脆弱群體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
將街頭小販搬遷到封閉市場的建議，往往是空洞的承諾，其實施往往很少或根本不與受影響的個人協商，這導致市場規劃不善，遠離城市的商業中心，難以到達。小販若不是迴避它們，就是迅速拋棄它們，回到它們被移走的街道上。
街頭小販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不穩定性，通常只有一個目標：在買賣時不必擔心受到騷擾或驅逐。「我知道我們不被允許在這裏工作，但我有一個家庭要養活。」2022年，一位在達喀爾郊區蓋迪亞瓦耶市（Guédiawaye）的一個小售貨亭販賣手機的非正式工人，在接受我的組織WIEGO（非正規就業中的婦女：全球化和組織）的採訪時稱，「我想要的只是能夠工作和謀生。」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子補充說。他指着街道對面的一塊空地稱，「與其他小販一起，我們要求市政府當局授權我們在那裏販賣東西，但沒人理會我們。」
2016年通過的聯合國《新城市議程》確認，公共空間可以作為工作場所的現實，並支持「盡可能最佳地利用街道，促進正式和非正式的本地市場和商業」的措施。任何正規化策略都必須有一個法律框架，以保證非正規商販進入這一空間。事實上，正規化其他所有方面，包括註冊和稅收，是合乎邏輯的先決條件。
當然，城市公共空間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備受追捧，利益爭奪也很多。但是，正如各種舉措所顯示的，其有效管理需要非正規就業工人的投入。例如，在印度，2014年的《街頭小販法》設立了由政府官員、賣家和其他人組成的「城鎮商販委員會」，以決定買賣地點並監督驅逐和搬遷。在1990年代，利馬市政府從一開始便讓街頭小販參與其搬遷規劃過程，以確保他們能夠適當地接觸基礎設施和客戶。2009年至2011年期間，達喀爾市政府開始與非正規買賣商就搬遷問題，進行有效對話。
這些例子遠非完美。利馬的包容性規劃過程已經停止（儘管它確實帶來了成功的搬遷），達喀爾的對話也是如此，而印度的《街頭小販法》只得到了部分實施。但它們顯示，公共空間的包容性管理是可能的。
公共空間的公平分配，對於承認街頭小販，讓他們進入工作場所合法化，以及保護他們的生計至關重要。除非非正規買賣商販參與，並有意義地左右會影響他們的政策和法規，否則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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