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刺激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將需要在未來數十年內，實施巨額的綠色基礎設施投資。但其中許多國家財政空間有限，在經歷過去數年的衝擊之後尤其如此。有鑑於此，為滿足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基礎設施需求，我們必須動員發達經濟體的過剩私人儲蓄。問題是採用何種動員方式。
在私人儲蓄和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基礎設施投資之間建立橋樑，第一步就是了解投資者的需要。與其他所有類型的債權及股權投資者一樣，機構投資者也有其自身的動機、限制和目標，所有這一切決定其資金分配，包括支持哪些類型的項目（未開發地區抑或擴建地區）、投資地點的選擇，以及選擇處於哪個周期階段（開發、建設或營運）的項目進行投資。風險了解不充分、缺乏資料、項目結構差異、監管環境，以及合約標準等所有因素，都可以阻礙投資。
挑戰在於確定「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並更系統地實現投資者與投資機會之間的配對。這項工作的核心應當是為不同類型的機構投資者及其各自的風險/回報狀況，訂制一系列結構設計精準的投資產品。例如，如果考慮到再融資風險並解決施工風險，機構投資者（如退休基金）可能傾向參與項目的早期階段投資（營運前）。
貨幣風險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投資者造成了另一個難題。在這方面，出口信貸機構或許可以提供幫助，但往往涉及高昂的成本。
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基礎設施投資的又一個潛在障礙是，缺乏恰當的金融工具——以及可用工具的成本和複雜性。固定收益工具——包括債券（項目債券、市政債券、次主權債券以及綠色債券和伊斯蘭債券）及貸款（基礎設施項目的直接和聯合投資貸款，以及銀團項目貸款），因為有可能吸引各類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機構投資者而有助於解決這一問題。
長期項目可以刺激被資本市場視為高風險的國家和行業發展，而多邊機構在吸引私人資本流向這些長期項目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通過提供資金、擔保，或兩者兼備，上述機構可以降低項目風險，並吸引私人投資加入。它們還可以通過銀團貸款方式將合作夥伴引入特定交易。
就私人範疇而言，它擁有許多可以用來管理風險的工具。例如，企業可以使用目前正由國家和多邊發展銀行進行試點的風險轉移和信貸增強工具。上述工具包括擔保、保單和對沖機制，在上述機制下，只要繳納一定的費用，供應者同意在因某些特定情況發生違約或出現損失時，補償其受讓人（或貸款人）的損失。
政治風險保險在此尤為重要。電訊或電力等部門，更容易受到監管波動或政治壓力（包括涉及價格問題）的影響。這意味基礎設施投資者需要進行更嚴格的審查，並制訂風險緩解機制。
項目的財務結構是關鍵因素。經驗顯示，一個項目有多元的出資人組合——包括國內、國際和多邊銀行及所有者——可以阻止政治干預，並緩衝可能受到的衝擊。而且就像與外國實體結成戰略聯盟，可以對沖當地主體所受到的政治干預那樣，與當地企業結為合作夥伴可以幫助基礎設施營運機構，擺脫「外國投資人」標籤的限制。
在將今天的儲蓄流動性過剩，轉化為迫切需要的綠色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公共和私人行業均可發揮重要作用。決策者必須增加法律框架的透明度，並實現政治和監管領域的穩定，確認當私人投資者將金融資源投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所衍生的高昂交易成本，最終還是要由公共部門承擔。
機構投資者和其他金融仲介，加之非銀行金融機構，往往強調缺乏管道連接現行的可投資項目。為改善這種狀況，公共部門應在出現重大複雜性和監管風險的情況下，尤其當風險難以提前識別和衡量時，進一步承擔項目設計的責任。當公司夥伴關係（如特許權）得以確立時，上述過程的成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補償。公共行業的規劃和優先事項確定至關重要。
但私人投資者也必須發揮積極作用，包括對可用的風險管理工具充分加以利用。成熟、發達的金融市場和工具，可以通過促使金融機構承擔與其胃納和能力相符的風險而發揮作用。
實現這一目標絕非易事。但有了這些基礎模組，我們可以修建最重要的基礎設施：那就是，連接發達國家儲蓄和新興市場及發展中經濟體融資需求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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