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增長」（degrowth）這一概念，吸引了眾多關注環境可持續性和社會經濟公正（且大多來自富裕國家）的學者、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想像力。歐洲議會在去年5月組織了一次「超越增長會議」（Beyond Growth Conference）。從那時起大量文章（其中一些在主要科學雜誌發表）記錄了這一曾經是小眾運動的興起——該運動呼籲放棄以GDP增長為目標，減少能源和材料使用，將經濟活動的重點放在人類福祉上。
但儘管去增長化運動的追隨者們滿懷熱情，但它卻缺乏一個連貫一致的變革理論，因此也是個死胡同。儘管支持該運動的各項理念及其部分提議——例如普及全民公共服務和綠色工作保障——引起了強烈反響，但其總體目標在政治上是不切實際的。此外由於去增長是一種非此即彼的戰略，它實際上會阻礙氣候政策的推進。
首先，去增長構築於這麼一個理念之上：「制度」才是氣候困境的罪魁禍首，而這意味解決之道就是廢除資本主義。在此背景下宣導者並不認為朝着運動既定目標的漸進式推進（如減少工作時間，或有針對性地禁止高污染活動）是方向正確的舉措；相反他們將這些變化，解讀為政策制定者為現行制度辯護的一種方式。換句話說，改革就是反對革命。
在國際層面上，去增長運動呼籲富裕經濟體，主動收縮並向全球南方國家自願轉移資源。儘管有抽象的社會公正考慮，但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當可用資源減少時，國家便會變得不那麼——而不是更加——慷慨。即使是在發達經濟體不斷擴張的今天，要為去年在杜拜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啟動運作的損失與損害基金，提供充足資金也是困難重重。
在社會層面上，氣候變化引發了集體道德覺醒。這種想法認為，只要人們充分認識到當前經濟模式造成的損害，他們便會迅速接受一種禁欲的生活方式，放棄食用肉類、乘坐飛機、開大馬力汽車，以及使用其他碳密集型產品和服務。
但儘管去增長的支持者們想像着一個開化的社會，但把賭注押在人類道德的提升上，卻是一個糟糕的做法。正如哲學家韋斯塔科特（Emrys Westacott）所指出的，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和儒教在內的世界上大多數宗教，都一直在宣揚簡樸的生活。考慮到地球的現狀，我們可以有把握地指出，這些對節儉生活的呼籲，並沒有抑制對消費的無休止驅動。期待用一場道德革命來啟動結構性轉型，無異於等待戈多（Godot）。
事實上，對當前（尚且遠遠不足夠的）氣候行動步伐的抗拒已經愈演愈烈，許多民族主義政黨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借助人們對綠色生活方式的恐懼來拉票。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富人迅速改變想法，便能使去增長在政治上可行的想法，顯得更加不切實際。
氣候變化和環境政策政治之所以複雜，正是因為需要在人們對生活質素、可負擔能源和經濟安全的直接需要，與長期可持續性之間取得平衡。《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萊因（Ezra Klein）雄辯地指出，去增長化運動「試圖將政治從政治中分割開來」，同時「抨擊當前策略在遇上政治阻礙時，推進速度不夠快的缺陷，但卻不承認這些阻礙來自對其自身政治路線的推動」。
我們不應該試圖停止增長，而是必須面向可持續發展，以重新定義和定向增長模式，這樣才能將持續的消費欲望，與作出更環保選擇的必要性統一起來。而科技進步、可再生能源，以及向循環經濟的轉變，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將經濟進步與環境管理結合一致的途徑。
去增長運動所面臨的政治障礙不可逾越，而它新近獲得的重要地位也會因此被證明是短暫的。去增長運動者最多只能促使少數特權階層，養成更可持續的消費習慣。倘若能獲得成功，這個運動可以為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作出貢獻——儘管貢獻不大。
但正如氣候專家經常提醒我們的那樣，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沒有靈丹妙藥。要避免氣候災難便必須採取由多種解決方案組成的多方面戰略。然而去增長並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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