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書《分身》（Doppelganger）中，左翼作家兼活動家克萊因（Naomi Klein）深入探討了當今時代特有的離奇糾結——政治兩極化、爭議現實和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她在網絡陰謀論和極右翼宣傳的「鏡像世界」中暢遊，為我們所處的數碼反烏托邦提供了獨特的見解。
《分身》的標題暗指沃爾夫（Naomi Wolf），這是一位女權主義作家變成的陰謀論者，常常被錯認為是克萊因。在新冠大流行期間，沃爾夫成為反疫苗先鋒，經常出現在極右翼平台上，聲稱公共衞生措施是惡毒的全球陰謀一部分。通過將自己與沃爾夫的軌跡並置，克萊因展示了一種在她早期作品中不那麼明顯的自我意識，對她多年來培養的個人品牌，提出了坦率的批判。
克萊因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氣候正義教授，一位令人羡慕的多產和成功的作家。她的暢銷書涉及氣候變化的威脅、金錢在美國政治中的過度作用，以及美國前總統小布殊入侵伊拉克的災難性決定等問題，通常與她的以自由派為主的讀者群產生共鳴。
但在每一本書中，克萊因都着眼於一個論點，雖然它的表述是原創的，它的標題是吸引人的，在執行上也引人入勝，但卻是有缺陷的。她的第一本書《沒有標誌》（No Logo）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書出版於1999年，在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上發生反全球化抗議活動後不久，目標直指在品牌推廣方面投入巨資，同時將生產外判給發展中國家的低工資工人的跨國公司。
誠然，一些美國公司已經變得過於龐大，反對競爭，確實需要較近幾十年來更加嚴格的監管。同樣，克萊因認為美國公司興於過度消費主義，這也不無道理。此外，與規模較小、知名度較低的公司相比，備受矚目的跨國公司在政治上更容易成為攻擊目標。
但許多經濟學家會爭辯稱，在低工資經濟體中營運的跨國公司，為貧困工人提供了比沒有它們更好的生活水平。例如，考慮孟加拉或越南等國家的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收入很低，但在跨國公司的「血汗工廠」工作，可以說為他們提供了比本地替代方案更好的機會。
這一辯論似曾相識，但《沒有標誌》 在認為品牌識別是問題的癥結，這是其獨創的。但這是偏離了目標，因為沒有知名品牌的小型匿名公司，可能與擁有公認品牌的大型公司一樣，成為環境可持續性或其他社會目標的重要障礙。事實上，大公司往往癡迷於自己的公眾形象，這使它們對活動家的壓力反應更加靈敏。通常，促進環境和勞工標準的都是知名跨國公司，而不是小企業。
2007年，克萊因發表了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判之作《休克學說》（The Shock Doctrine）。關於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的爭論並不新鮮，但「新自由主義」一詞仍然模棱兩可。如果它意味信仰純粹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反對一切監管，那麼很少有經濟學家和政治家符合要求。或者，新自由主義可能意味監管機構應該只針對特定的市場失靈進行干預，如污染、壟斷和資訊不對稱——這一觀點與主流經濟理論更加一致。
該書焦點的原創之初在於克萊因認為，美國保守派利用國家危機，來爭取公眾對他們原本根本無從實施的政策的支持。最突出的例子是小布殊和時任副總統切尼（Richard Cheney），利用2001年9月11日美國恐怖襲擊的深刻心理創傷，爭取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支持。引人注目的是，小布殊和切尼還認為911的後果是推動減稅的好時機。
但最少有同樣多的歷史例子顯示，自由派利用危機爭取公眾對他們議程的支持。例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利用大蕭條的社會政治動盪，實施新政的全面經濟改革。同樣，奧巴馬政府在「危機不容浪費」的邏輯下，利用2007至2009年的大衰退，克服共和黨的激烈反對，通過了多德—弗蘭克（Dodd-Frank）金融改革和可負擔醫療法案。
克萊因在2014年出版的《這改變了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一書中認為，資本主義對氣候變化負有根本責任，斷言解決氣候危機需要對全球經濟體系進行徹底改革。但是，說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推動了溫室氣體排放固然是可以的，但事實是，社會主義指令經濟體，如前蘇聯集團的那些經濟體，經歷了比西方資本主義同行高得多的污染水平。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需要放棄資本主義才能應對氣候變化。相反，利用碳稅和可交易排放許可等基於市場的機制，可以降低轉向碳中和經濟的成本，從而使這種轉變在政治上更加可行。國際貿易也可以利用來造福環境。
氣候變化否認者長期以來一直聲稱，緩解全球變暖的運動，只是擴大政府規模和範圍的左翼策略。氣候運動牢牢紮根於科學研究，而不是任何親政府的意識形態，但克萊因的反資本主義論點無意中為這種說法提供了可信度。民主黨人在其「綠色新政」立法中，納入聯邦就業保障等無關緊要的措施，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看法。
與克萊因之前的書籍不同，《分身》包含了很多自我反思。她審視了極右翼咄咄逼人的、與事實背道而馳的策略，努力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多年來，我一直告訴自己（和其他人），我反對品牌化，但我卻在這裏試圖在面對一個名不經傳的我時，主張我的自我主權」她指出，她指的是「另一個娜奧米」（other Naomi）。
這可能是《分身》的一個重要收穫。我們不僅可以指出我們的政治對手的重大誤解，還可以認識到並面對我們共同面臨的一些局限性。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作者還是讀者，我們都會過於依賴品牌、口號、標題、概括、個性、團隊、模因和機制。通過承認我們對部族甚至陰謀思維的集體傾向，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我們當前的文化時刻。
娜奧米·克萊因著，《分身：鏡像世界之旅》（Doppelganger: A Trip into the Mirror World），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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